第1章
希腊债务危机
安蒂根妮·劳迪亚蒂丝看上去像一只乖巧的小猫，说话的时候嘴唇微微翘起：“我们现在玩点什么呢？”在大家看来，她精力充沛，睿智无比，但是对同事极其严苛。她以酷爱冒险、擅长销售而闻名，被同事们亲昵地称为阿迪，是高盛国际伦敦分部的银行家。这位复杂金融产品专家是希腊人，并以希腊人为豪。毕业于牛津大学的阿迪这样描述自己：“为工作而痴狂，握着写满笔记的记事本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就是她成功地帮助希腊掩盖了债务，使其在账面上符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即《欧洲联盟条约》）而加入欧元区。
阿迪负责的这项金融事务着实让她的雇主发了一笔小财，但却为9年之后欧元区最严峻的危机埋下了隐患。
然而，在2001年的时候，希腊并不太受高盛关注。当时的高盛专注于新兴国家，后者刚刚开始吸引某些大银行的目光。高盛国际将重心放在德国、东欧以及突尼斯身上，它在雅典甚至没有设立分部。与海上贸易融资一样，希腊文版的相关材料是从希腊船商集居的伦敦开始产生的。
早在1999年决定创建欧元之初，希腊并未能加入这一体系。《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对加入欧元区的国家有着非常苛刻的标准：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保持在60%以下，财政赤字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下。而希腊远远达不到这些要求。当时，为了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进来，从而奠定欧元作为统一货币的地位，打击投机者—投机者早就混进来了—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敦促欧盟接受希腊。伦敦城和华尔街应该早就想到这些了。这两个金融圣地不怀好意地注视着一个潜在竞争对手的诞生—法兰克福，欧洲中央银行总部所在地。时任欧盟主席的意大利人罗马诺·普罗迪坚决抵制欧元区的扩大。时任欧盟经济与货币事务专员的法国人伊夫–蒂博·德·西尔吉，作为欧元创建者之一，将这一扩大问题视做个人问题。这个新成立的俱乐部里的每一个成员，在拟定《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降低赤字，这当中难道没有自己的小算盘吗？伪君子的舞会……
欧元发行的第二天，希腊政府请求高盛帮忙设法加入欧元区，尤其想掩盖其巨大的赤字。为了达到这一要求，由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领导的希腊内阁特别希望清除公共支出中沉重的军事费用—由于与土耳其潜在的冲突，军事支出巨大。
高盛怎么会拒绝这样的委托呢？这可意味着丰厚的报酬！虽然难度很大，甚至成效难以预见，但帮助各国政府的确是投资银行最核心的工作。如果欧洲的银行舍弃这份交易的话，它们的美国对手一定会争抢这块肥肉。欧盟的其他国家呼吁各大金融机构的智囊团调动工作的积极性，比如意大利就和美国的银行摩根大通合作过。
对于高盛而言，希腊是一份意外的收获。希腊是一个小国，银行体系基础薄弱，国家财政统计简陋，经济萧条，只是侥幸地期待税收这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高盛怎么会拒绝它呢？在希腊，股市缺乏强制性的规则，政府干扰经济法则，过于烦琐的《股民公约》就是其法则，所以金融巨头高盛有了施展才能的最佳用武之地。
高盛帝国之所以对希腊怀揣一份特殊的兴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其债务的性质。复杂债券的标准很模糊，便于投机。它们的国库券缺乏流动性，发行日期也是随机的。总而言之，它们与法国的债券完全相反，法国债券属于简单型债券，具有可预见性和流动性，并且发行日期精确。
在追逐欧元的过程中，考虑到希腊债务的特殊性，安蒂根妮·劳迪亚蒂丝深感兴趣的还有第三个因素：作为条例主宰的欧盟统计局极其混乱。2002年1月1日，欧元的发行着实让欧盟统计局惊出了一身冷汗，它负责美化欧盟各成员国的统计数据，以便规定欧盟的收入与支出总额，是欧洲中央银行进行预算监管和货币政策制定时的重要参照。但是，被卷入一起内部财政丑闻风暴之中的统计局，在处理希腊事务时完全瘫痪了。统计局的领导们一声不吭地接受了希腊政府提出的要求。
2004年，欧盟统计局重组事务总负责人米歇尔·阿比尔拒绝为希腊的赤字作担保。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因为某些军事费用没有合理入账，尤其是购买美国飞机的费用，还是欧盟区域援助计划模糊不清？欧洲各国财政部长对此作何反应呢？这无关紧要。在他们看来，这件事应该抛在脑后，忘掉算了。
早在2000年，安蒂根妮·劳迪亚蒂丝就成为了高盛的合伙人。与雅典签订的协议最终让那些对她的晋升眼红的嫉妒者们闭上了嘴巴。他们认为安蒂根妮·劳迪亚蒂丝的升职得益于美国的性别歧视政策。对于这个把握一切机会施展才能、随时准备狩猎的女人来说，伦理与道德问题根本无须考虑。她那走起路来嗒嗒作响的鞋跟是绝不会陷在脏乱的地毯里的。她的成功得益于其专业化的外汇事务团队，这个团队在公司内部赫赫有名。为了达到目的，她运用了一套当时不太出名的机制—风险覆盖系统，我们称之为信用违约掉期，即CDS。这听起来非常简单，就像一句见面时的问候语。
让我们来解释一下在当时的历史阶段，这些复杂的、无法理解的、后来成为过激投机象征的工具，究竟是什么。如果说“信用违约掉期”这一命名过于直白，那么它的运行可就简单多了。那是一份债务担保合同，为债权人作出担保，即便债务人违约，债权人依然会得到偿付。只要是国家或企业发行的债券，投资者的风险都得以大幅降低。另一个优点是：这一金融产品的市场是模糊的。因此交易不受监视，远离股票场所，远离强制规则，没有中介，无须对其运行或发起人进行鉴定。
对于希腊的债券而言，这一机制使它最初以美元发行的债务在转换为欧元时得以逃避汇率的影响。既定的兑换税对高盛是非常有利的。此外，信用违约掉期覆盖的风险总额超过了希腊国债的总额！希腊通过变更其债券偿付票据，许诺向高盛支付大额款项，到2009年时截止。这笔昂贵的支出更是加剧了希腊的金融困境。在银行家安蒂根妮·劳迪亚蒂丝看来，这种类似于高利贷的条件并没有什么不合理。高盛不是慈善家，而客户作为乞求者，唯有摇尾乞怜。阿迪玩弄运气于股掌之间。把握分寸尤为重要，不可太过亦不可稍欠，不可多亦不可少……
在高盛国际新事务委员会进行了快速审核之后，阿迪的计划便被送往邮局，和普通的信件一样。“材料拟定极其详尽，她的眼光相当精准。可以赚的钱太多太多了。她和另外十来个人一起迅速投入到这项机密的事务之中。没有理由放弃任何机会。”一个完成此项任务之后不久便离开了高盛的参与者回忆道。
信用违约掉期之类的购买与以投机为目的的购买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不过这根本无关紧要。在希腊事务中，任何一方都会赢利。这一计策使雅典可以暂时将数十亿欧元的债务瞬间化为乌有。而高盛则可以从中获得相当可观的赚头，并塑造出优秀债务管理人的形象。
但是，从长期来看，希腊政府支付的利息远比普通的银行贷款高得多，只是等待合约生效要很久很久。信誉受损的希腊，如今在货币联盟中就像一名偷渡客。
自从公元前5世纪，希腊全城居民驱逐古波斯游牧部落以来，这个国家便一直向往西方。1981年它加入欧盟，仿佛是古希腊人的现代继承者。欧元取代了德拉克马，阿迪又将希腊历史及其重大事件弃之脑后。傲慢、不择手段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主导着她。作弊者无法进入先贤祠，但这又有什么关系？
然而，2006年，高盛集团与希腊划清了界限。不过，为了保留一席之地，它还是担任了希腊最大的商业银行—希腊国家银行（NBG）的顾问。在希腊国家银行内部，有一位对高盛举足轻重的盟友，即佩特罗斯·克里斯托多罗。这位金融衍生品专家此前是高盛伦敦的交易员，1998年来到雅典任希腊国家银行经理。通过一家设在美国“避税天堂”特拉华州的海外公司，一部分希腊国债被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入了希腊国家银行的账户。
2009年10月，社会党人小乔治·帕潘德里欧在希腊大选中获胜。一个月后，高盛的第二号人物加里·柯恩在众多投资者的陪同下亲赴雅典，其中包括约翰·保尔森—美国对冲基金公司总裁、高盛Abacus交易中的大客户。柯恩和保尔森一起建议新政府—社会党政府—将军事开支用于医疗卫生预算。此外，高盛还悄悄地将一部分希腊债务出售给在中国的投资者。
帕潘德里欧沉着稳重，一副圣者的姿态。蓝色的眼睛不时闪烁着狡黠的目光，映衬着光滑的面孔，给人以狂者的感觉。他审慎多疑，沉默寡言，思绪有条不紊。这可不是投资银行家喜欢的类型，这类人往往会令银行家们无功而返。银行家们的陷阱，这次可不会得逞。
在希腊事务中，高盛一方面作为希腊政府的银行家顾问，从中获得丰厚的酬劳；另一方面，它也在希腊债务上进行投机。在欧元陷入危机的时候，它的影响力便显现出来了。2010年2月15日的《金融时报》上，德意志联邦银行前任董事、原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奥特马尔·伊辛，发表了一篇反对欧洲救助运动的文章，文风尖锐犀利。他认为，为了不让欧元区陷入险境，希腊必须自己应对危机。伊辛发表此番言论的同时，却忘了他自2006年以来便是高盛国际的顾问。与此同时，高盛的交易部门早已作好准备停止一切对欧洲的干预，它和所有投机者一样对欧元做空头。从理论上来讲，这场在欧洲的争夺只会使欧元反弹。这是难以根除的祸患……
高盛行径的泄露在希腊引起了一番强烈的抗议。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用“骇人听闻”一词来形容：某些银行帮助希腊在账目上弄虚作假，最终导致了欧元的危机。在伦敦的一次密谈中，西班牙、挪威、英国首相一致表示支持他们的希腊同行。帕潘德里欧将责任推给前任卡拉曼利斯政府的“轻率”和高盛集团。为避免希腊悲剧的重演，欧盟委员会表示将加强监管和制裁机制。唯有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草草调查之后，认定高盛并没有帮助希腊掩盖其财政赤字。某些人总算从中看到了“高盛政府”的影响。
希腊危机对于纽约的银行巨头们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高盛银行从希腊政府那里获得了丰厚的佣金，它无耻地利用希腊困境进行投机，以对抗欧元。而每一次对赌，它都是赢家。
然而，论战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面对名誉受损的危险，自恃傲慢的高盛被迫作出解释。它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篇公告，表示颇存异议的运作对于希腊在全球范围内的预算情况的影响微乎其微。在那几年里，希腊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从105.3%跌至103.7%。
杰拉尔德·科里根是高盛帝国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不得不对欧洲议会的提问作出答复。这位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满脸皱纹，目光慈祥，和蔼地坦陈高盛为掩盖希腊赤字作出的努力。他语气低沉的解释里尽是些晦涩难懂的术语：“在经济衰退的时候，透明的规范显然会更好。”
在陈词滥调和政治算盘之外，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遭到如此这般诋毁的投机大大改善了市场的确定性和流动性，简化了交易的过程，确保了价格的公正，也是保障市场良好运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这一运作对资本进行了更好的分配。投机者是投资者的侦察兵，后者打着体面的幌子，对证券的涨跌下赌注。诸多市场在攻击希腊和欧元的同时，向政客们传达了一条重要而有益的信息：赤字已经变得无法控制。它们以自己的方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面对这些情况，高盛的辩护非常简单。希腊拒绝了欧元区依照预算规范确定的逻辑。至于道德问题，雅典必须自己提出。高盛银行只是扮演技术专家的角色，满足客户的需求。
高盛似乎没有违背任何法则。但实际上，它越过了警戒线，越过了大集团的道德底线。
“真正的专业人士”，在2001年的那次出击之后，阿迪的上司这样评价她。安蒂根妮·劳迪亚蒂丝因此跻身高盛旗下的人寿保险公司的管理层，负责和平均寿命相关的金融产品研发。财富往往对勇敢之人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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