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食不良资产 1998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长达10年的亚洲奇迹终结，东南亚各国经济野蛮生长的表面繁荣被戳穿，过度透支的经济增长和日益膨胀的不良资产使亚洲经济陷入泥潭。 大量不良资产的处理成为了亚洲各国在“灾后重建”的重头工作，国外投行也伺机而动。据报告显示，中国是外资眼中的亚洲第四大不良资产投资市场。 面对中国这场不良资产处置盛宴，各大投行心中各有算盘，分成了以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为代表的两大派别。高盛借机示好，“大摩”则投机获利。 1995年前后，因为忙于处理内部危机，高盛在中国市场拓展的脚步停滞了两年之久。错过与中国建设银行共建中国首家合资银行的机会，高盛处于一时沉寂的状态。1997年，新装上阵的高盛重返中国，面临的却是重新叩门的局面。不良资产处理成为高盛建立良好政商关系的重要契机。 1998年，广东省政府着手为旗下“窗口公司”割股疗伤，粤海企业集团重组案是一次力挽狂澜的行动。高盛获邀担任广东省财务顾问，全力以赴协助完成了这桩亚洲最大的重组案。2001年至2003年，高盛分别从华融、长城两大资产管理公司接手总计近100亿元的资产包，并与华融建立了融盛资产管理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为其处置不良资产。 此期间的高盛，十分抢眼，表现出了令竞争对手钦羡的“大智大勇”。 2003年，中国证券零售商的先锋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老大难”，是一颗不良资产的毒瘤，重组刻不容缓。为此，中国政府甚至不惜向外资抛出了“ 买票入场”的诱饵，欣闻此讯，高盛无比兴奋，表现出慷慨救急的“古道热肠 ”。 在海南证券重组完成后，高盛如愿以偿，得到了中国政府允许其组建合资投行的“回礼”。 与高盛的讨巧不同，以摩根士丹利为代表的国际投行，则把“利”字摆在了首位。 金融风暴之后，从4家国有银行剥离而来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专门处理不良资产。此时的国际投行，已经被中国大量的不良资产吸引，他们本能地预感到此中将大有可为。 于是，国外投行开始制造各种舆论压力，不良资产的危害性、处置的紧迫性和复杂性，被不断地放大。“中国从没有一个行业如此吸引全世界所有的知名投行。他们集中在北京、上海举办各种论坛和学术讨论，中心主题只有一个：中国银行体系内大量的不良资产今天就必须卖掉，而买主就是这些外国投资银行自己。” 尽管当时中国在不良资产处理上属于摸着石头过河，出于本身的不自信和对投行的盲目信任和崇拜，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纷纷将不良资产打包，准备出售给国际投行。 在国际市场，大规模不良资产的出现，也属于头一次，不良资产的处理在国内国外都还是陌生的课题。国际投行在这个领域既无经验，又对盘根错节的资产信息不了解，自然需要与本土人士合作。 KTH投资管理公司（以下简称KTH）应运而生，它既参与不良资产的招标投资，又为各方提供调研咨询服务。其合伙人王都、李玎刚从美国华尔街归来，熟悉中国大陆国情，还参与过亚洲其他国家的不良资产处理业务，正是国际投行合作的头号人选。 2001年12月，摩根士丹利、雷曼、所罗门投资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国外投资团与KTH联合，共同购买了华融价值108亿元的不良资产，被统称为 “华融1”。在此中负责协调的王都，被外界称为“不良资产处理第一人” 。 颇为讽刺的是，曾经让各大银行头痛不已的“坏死账”，却没有让国际投行大费周折。当时讨债的负责人杨凯生感到百般无奈：“为什么华融收就那么难，老外就这么容易？” 自从国际投行接手“华融1”之后，几乎有一半的债务人主动找上门来。 “华融1”的债务人有超过2／3是国有企业，这些国企可称得上老奸巨猾。 在他们看来，债在华融手中那是自家家务事，而现在一旦入了国际投行的“讨债黑名单”，将对以后的融资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他们纷纷主动还债，为自己正名。 在当时，对于不良资产的评估体系几乎是从零开始。据王都回忆，业界现行资产评估表的原型是他和妻子在飞机上临时随手画出来的。 摩根士丹利等从华融接过的第一批不良资产，涉及250多个公司和地区，不仅估价难度大，而且国际投行还一再压价。2003年，据“大摩”内部人士透露，以8.125％超低折扣拿来的108亿元不良资产，现金回收率达19％，其中回收费用仅占回收金额的8.5％。国外投行几乎是毫不费力伸手接了一张巨大的馅饼。 2002年年中，中国建设银行（以下简称建行）将一批价值35亿元的不良资产打包出售，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国外投资团再次出手，报价7个亿。 2003年年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审批的过程愕然发现，已处置的不到1／5的资产已经回收资金3个亿，同时，资产包中并非全为债务，还有超过50％的较优质的房地产。从建行手中接过价值35亿元的不良资产包，是典型的低价处置不良资产，立即遭到银监会否决。 众多的不良资产被弃如敝屣，其中不乏把国有资产廉价拱手让给国外资本的案例。 2004年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把569亿元的不良资产以1. 5％的折扣卖给北京银建投资公司（以下简称银建）。银建是信达的第一股东，已在香港上市。接过信达资产后，银建的股价顿时飞涨。半年之后，银建又将这笔资产转让给花旗银行，此举又致使银建的股票暴跌。由此可见，市场对这笔所谓“不良资产”的认可度相当高。 事后，专家分析认为，资产评估体系的落后是导致低估价的主要原因。 同时也不排除参与股价和拍卖的普华永道等国际会计公司与国际投行沆瀣一气，进行合谋。 在不良资产处置的初期，国际投行故弄玄虚，不断强调处理不良资产需要大笔资金，同时还承诺将追加投资，盘活不良资产。很显然，这就是为了把国内投资者堵在大门之外。事实上，除了超低的购买费之外，在回收债务的过程中以及之后的投资，国际投行几乎没有再掏出一分钱来，上演的完全是 “空手套白狼”的把戏。 其中，国际投行还享受到了“超国民待遇”的税收优惠政策。巨额投资收益被投行汇出境外，那些等待盘活的企业早已被抛在身后。 同样被抛弃的还有“媒人”——KTH公司，在赚取暴利之后，国际投行却拒付“媒人”服务费。2004年年初，KTH公司将过河拆桥的摩根士丹利等投行告上法庭。 与“大摩”等撕破嘴脸后，王都便专门撰文揭露国际投行的丑陋，并呼吁完善中国不良资产市场的监管，让更多的国内投资参与其中。然而，截至 2004年年底，外资投行在中国境内共买不良资产价值60.16亿美元，约为总量的1／10。 国际金融巨头在处理不良资产中的无良行径被公开后，一场“不良资产是否应该交付国际投行处理”的大讨论展开。有专家称：“让国际投行参与国内不良资产的处置，除了经济账不划算外，更大的隐患是可能因此危及中国的金融安全。” 透视国外风投资本吞食中国“不良资产”的众多案例，不难发现其中隐秘着的令人痛心的问题：为何大量的不良资产中常常包裹着重要的优质资产；为何相关部门总是遇到问题即习惯性地全盘否定，并不假思索地把“山芋” 拱手让人；为何国内企业的崇洋媚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何那些专业化人才会在为外资做嫁衣后落得被抛弃的下场…… 如果说“不良”资产被外资吞食是一场悲剧，那么，其中有着形形色色的人群在为一己私利放弃原则，违背良知，扮演着极不光彩的“默认”的角色。 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哀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