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确定性因素对中国居民储蓄率同样具有重要影响
本书主要使用社会保险（主要是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参与情况界定了城乡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无论是使用微观数据还是宏观数据的研究均发现：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可以通过降低相关的不确定性，并显著降低居民的储蓄率，其中参加养老保险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医疗保险，但养老保险对于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却显著地低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相比较而言，在考虑不确定性与预防性动机以后，本书的模型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解释力度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而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进一步显示：LC-PIH理论较为适合储蓄率处于中、低分位数上的居民储蓄行为；而处于较高分位数上的居民储蓄水平更多地受到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并且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政府公共支出中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的比例与储蓄率之间确实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的关系。
三、人口年龄结构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总体影响比较微弱
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储蓄率的变化存在着倒“U”型的生命周期特征，已有的许多研究也都以此为基础，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因素是导致中国居民高储蓄的主要原因之一，但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居民储蓄率也将随之下降。但本书的研究却并不支持以上结论和判断。
本书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发现：由于社会、经济条件方面的巨大差异，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存在着“U”型特征，即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居民储蓄率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尤其是考虑了家庭的教育、医疗支出以后，这一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在总体上难以准确判断，而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只不过是一个高储蓄群体去取代另一个高储蓄群体，对居民储蓄率的总体影响可能比较微弱。而本书基于1997-2008年分省面板数据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少儿抚养比分别与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储蓄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没有对城乡居民的储蓄率产生显著影响。而在总体上，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等人口年龄结构指标与居民储蓄率之间均没有表现出显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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