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货币政策而言，在萧条时期，中央银行试图买人债券以增加货币供给，但是公众未必会卖掉债券，因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人们可能更愿意持有收益可靠且风险较小的政府债券。公开市场业务不能明显地增加货币供给。即使中央银行能够增加货币供给，并降低利率水平，但是因为商业银行不愿意为了较低的利息收益而承担太多的贷款风险，于是，商业银行减少信贷供给。同时，对经济前景丧失信心的工商企业也不愿意向银行借款，从而减少信贷需求。在繁荣时期，人们对于低风险和低回报的政府债券不再感兴趣，导致公开市场业务不能马上减少货币供给。即使中央银行能够减少货币供给并提高利率水平，但是较高的利率水平反而激励商业银行向工商企业提供更多的信贷。再加上工商企业看好未来的经济前景，也愿意增加借款以扩大投资。结果，不论是在繁荣时期还是萧条时期，中央银行都无法准确预测货币政策工具的最终效果。
第三，财政和货币政策都会受到时滞（Time Lag）问题的困扰。一方面，财政政策从方案草拟、议会讨论、元首批准到最后执行都有一个过程，少则几个月，多则数年。然而宏观经济形势在这段时间里也许已经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剧烈变化，从而使得最终执行的财政政策不能实现预期的效果，甚至产生相反的作用。政府本来打算在经济萧条时期刺激有效需求的增支减税方案也许在两年之后才得以通过和实施。假如此时的经济已经复苏，那么扩张性财政政策将促使经济加速升温，甚至引发通货膨胀。由于存在时滞问题，政府干预有可能使宏观经济形势变得更加糟糕，不但不能熨平波动，反而还会加剧波动。另一方面，虽然货币政策的时滞通常都比较短，但是从一般均衡的角度来看，中央银行并不能完全隔绝由于财政政策时滞而引发的经济波动。货币政策必然要受到财政政策时滞的外部性冲击。结果，货币政策的最终效果很可能出乎中央银行的预料。
第四，财政和货币政策要受到其他宏观政策因素的影响。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服从于外部平衡的需要。当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的时候，政府即使面临国内高通货膨胀率的压力，也不得不增加财政赤字和降低利率水平以缓解本币的升值压力；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的时候，政府即使面临国内高失业率的压力，也不得不削减财政支出和提高利率水平以阻止本币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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