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中国的高投资率之下还存在一个潜在的危险：因为处于“发展中状态”，中国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表现为投资者信心高涨带来高投资率，继而产生了高增长，实现了人们的预期，带来更强烈的信心、高投资率，如此循环下去。但是一旦出现大的负面冲击，经济就可能陷入恶性循环，拉低投资者信心，使投资率降低，经济增长放缓，人们预期成为现实，投资信心继续低迷，投资率降低。龚刚和林毅夫曾利用这一机制解释中国的商业周期。他们发现高投资是低利率和大量非熟练劳动力所导致的。但是他们认为，资本利用率降低阻碍了投资，产生了经济衰退。他们认为，政策限制放松产生的正面供给冲击导致了投资增加，进而产生通货膨胀。针对这种情况采取的反通胀政策导致产能过剩，投资下降，经济增长放缓。他们对经济波动的解释符合一些事实，比如，有助于解释邓小平南巡引发的反应，以及对现行财政刺激政策和货币刺激政策的反应。但是他们的解释与关于产能利用的合理预期并不一致，还需要一些假设，包括官僚激励措施、非理性繁荣或动物精神等。比如，加入激励政策鼓励地方发展，就会缺少对预算风险的考量，无法从宏观上预测新一轮快速变化的情况，这可能引发非理性投资热潮。所以我们看到，维持投资者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对我第一部分讲座进行总结，那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投资率这么高？
在经济学研究中，常常需要在提出具体却狭窄的、可以进行严格检验的问题和提出宽泛却重要的、不可以进行正式检验的问题这两种做法之间进行权衡。虽然我概述了这么多文献的证据，我们仍然无法给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一个准确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投资率这么高？但是我们可以尝试推断这个问题的答案。
中国要达到这么高的投资率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投资需求高；二是储蓄率必须和投资率一样高；三是低效的金融中介必须不能阻碍投资活动。所有三个条件在中国都已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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