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三国的作品往往这样开头：“东汉末年，群雄并起……” 这是有道理的。虽说三国是指曹魏、蜀汉和东吴。但三国时代却绝不能 以这三个国家的出现来界定。否则。像周瑜、关羽、袁绍，甚至曹操这些人 就都算不得三国人物，而只能算东汉人物了。所以，一般而言，三国时代是 指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这段时间。也就是说，从东汉末到西晋初都是三国。与其他作品一样，我们也要从东汉末年讲起。三国兴起于东汉解体的过 程之中。东汉之所以会解体，关键在于其内部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 先来看东汉的政权结构。政权结构，即各政治势力在国家中的地位。中国历史上总共有八大政治 势力。一是皇帝本人。二是皇族，他们是皇帝的血亲。三是皇帝的姻亲——外戚（还包括皇后、皇妃本人）。四是皇帝的奴仆——宦官集团。五是知识分 子，即士人集团。六是以职业军人为主的军功集团。七是地方豪强。八是平 民百姓。中国历代政治风云，都是这八支势力的相互博弈、较量。东汉帝国在建立之初，为四个层次。顶层是皇帝。皇帝旁边是军功集团 和皇族、外戚，他们虽然高贵但没有实权。皇帝的下面，是士人集团构成的 官僚体系，这是政权的中坚力量。在士人集团的下面，是以不断被儒家思想 所濡染的地方豪族大地主。以上三层，构成了东汉的国家机器。他们统治着 最底层的平民百姓。到东汉中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皇帝太小，所以皇帝身边的外戚占 据了政权的制高点。皇帝太小，是整个问题的起因。皇帝长大之后必然会和 掌权的外戚发生冲突。怎么办？得找个帮手。找谁呢？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作为皇帝，父母是指望不上了。老爹肯定死掉了，老妈即使 没死也是外戚的核心成员和后盾。至于朋友，整天在宫里的皇帝只能结识宦 官。于是，皇帝和宦官结合起来对付外戚。当外戚被打倒之后，宦官又得势 了。同时，皇帝长大了，也该结婚了。一结婚，新的外戚又产生了。这个时 候，如果长大了的皇帝一直手握大权也便罢了。没料到，东汉后期的皇帝都 是短命鬼。几个曾经实际掌权的皇帝：和帝，终年27；安帝，终年32；顺帝，终年30；桓帝，终年35；灵帝，终年33。于是，东汉政权的顶层变成了皇 帝、宦官、外戚轮流掌权。这种结构很糟糕。外戚与宦官是八大政治势力中最无能、最腐朽的两个。他们的政治资本与治国能力无关，全凭裙带关系，所以无能。他们不是帝 国的所有者，帝国的未来与他们无关，所以极度贪婪，不顾后果。这两大势 力掌权，必然拼命掠夺下层的利益。而他们的直接下层，正是士人集团。于是，外戚、宦官、士人集团，这 三支政治势力展开了激烈地斗争。这场斗争的巅峰就是著名的党锢之祸。当时，桓帝凭借宦官的帮忙除掉了不可一世的梁氏外戚集团。中常侍单 超、徐璜、具瑷及小黄门左倌、唐衡，因参与谋诛梁冀有功，五人同日封侯，人称“五侯”。史书记载：“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社会矛盾空前 尖锐。大臣陈蕃在给桓帝的上疏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当时“田野空、朝廷 空、仓库空”。在这种情况下，士人集团分裂为两个派别。一部分人主动抛弃了东汉政 权。他们拒绝出来做官，消极避世。以杨秉、陈蕃、李膺和广大太学生为代 表的另一部分士人采取积极抗争的态度。他们同情人民的疾苦，担忧政局不 稳，愤怒揭露并打击宦官集团。他们以清流自命，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团的人视为浊流。他们不断向皇 帝上书，揭露宦官擅权的弊端与罪恶，对他们加以弹劾。有的时候，还直接 利用职权进行打压。杨秉、陈蕃、李膺等多次搬出“高祖之约”和汉家“旧典”中关于不能 让宦官当权的条款苦苦劝谏，希望桓帝“遵用旧章，退贪财，塞灾谤”。杨 秉揭露专权的宦官“猥受过宠，执政操权。其阿谀取容者，则因公褒举，以 报私惠；有忤逆于心者，必求事中伤，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拟国家”。士人们以太学为抨击宦官的舆论阵地，议论朝政，斥责宦官。士人们的努力多少得到了一些回报。比如太尉杨秉劾奏益州刺史侯参的 暴虐罪行，侯参在押往京都途中畏罪自杀。杨秉进而弹劾其兄大宦官侯览，结果桓帝只好免去侯览的官职。再如，司隶校尉韩缄告发“五侯”之一的左 情和他的哥哥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结果左 倌、左称都畏罪自杀。李膺担任司隶校尉时，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县令，贪残无道，甚至杀害孕妇。李膺亲自带着从吏到张让宅中搜捕张朔，交付 洛阳狱，取得供词后立即处决。一时间宦官们甚至不敢再出宫门。面对士人集团的攻势，宦官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桓帝延熹九年（公元 166年），他们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 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这个攻击打中了皇帝的要害。皇帝最怕的就是 大臣们结党反对自己，于是桓帝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下令逮捕 李膺、杜密、陈塞等二百多人。宦官集团大事网罗，一时间“使者四出，相 望于道”，甚至不惜“悬金购募”。太尉陈蕃由于拒绝签署捕捉党人的命令，并极力劝谏，也遭受到宦官集团的强烈攻击而被罢官。第二年，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桓帝不得已释放党人，但是仍然对他们 实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处罚。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从这一次激烈地交锋中，宦官背后有皇帝，士人集团的后面是地方豪强，双方基本上是势均力敌。第一次党锢之祸，并未完全打垮士人集团。很快，士人集团就又东山再 起了。这一次，他们还得到了另一支强大政治势力外戚的支援。当时，桓帝 死了。他的皇后窦氏成了皇太后。窦太后的父亲窦武以大将军的身份辅政，大权在握。窦武本人虽是外戚，但饱读诗书，偏向士人。在他的支持之下，原先被打击、禁锢的党人又重新复职。外戚和士人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五月，窦武等人以日食为借口，请求窦太后诛除 宦官。可是，窦太后犹豫了。结果，这一年的八月，宦官们利用他们能够控 制皇帝、皇太后的优势，发动政变。一场大战下来，窦武等人失败被杀。宦 官们立即发动反攻倒算，兴起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党锢之祸。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侯览指使人奏告官僚李膺、杜密等 人“皆为钩党”，结果所有被告都被捕杀，妻儿都被流放边疆，亲戚朋友也 都被剥夺政治权利。紧接着，宦官又大肆株连。一个牵连一个，一时之间，所有的士人基本上都被牵连进去了。史称：“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这还不算完，有些人就借着这个机会陷害政敌，凡是和自 己作对的，都说他是“党人”，被杀被流放的官吏达六七百人。三年后，宦官集团“宜将剩勇追穷寇”，又把株连扩大到太学生，一下 子就抓了太学生一千多人。又过了几年，到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干脆直 接下令“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只要和党人沾点 儿边的，仕途就此终止。至此，士人集团完全被打垮了。东汉政权成了无根之木，一有风吹草动 就会轰然倒地。很快，风来了。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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