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认为：如果那些搞诡辩、耍聪明的人能得到尊贵，到处游说谋求官职的人能得到委任，只研究文献典籍而有个人名气的人能显赫荣耀，那么，国家就会败亡。在商鞅的眼中，“《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为十种“国害”，“国家有了这十种东西，那么君主就无法使民众守卫攻战了。国家用这十种东西来治理，敌人来了必然会丧失国土，敌人不来也必定会贫穷”。因为“那些有才干的人都愿意改行，而致力于学习《诗》、《书》，追随外国势力，弄得好的可以得到显赫的地位，差一点的也可以得到一官半职；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就去经商，搞手工业，都靠这些行当来逃避农耕和作战。上述这两种情况都具备，国家就危险了”。学习儒学的士人对于农战的不利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从事农战的人有一千个，但如果有一个学习《诗》、《书》而善变智巧的人在那里，那么这一千个人对农战就都会松劲了”。因此，建立单一的意识形态，对于国家强盛是十分必要的。英明的君主应“改革政治而专心致力于农战，清除没有实际效用的东西，遏制那些搞不切实际的学问及从事不正当职业的人，使他们专心于农耕，然后国家才可以富足，而民众的力量才可以集中”。
5.主张依法治国。
商鞅认为，法是治国之本，是君主的凭借。“致力于整饬法制的国家就强盛，致力于治理政教的国家就削弱。”实行法治可以避免由于人治造成的随意性和偶然性，使国家按照既定的路线和方向正常运行，保证公正和国家的利益。“对喜爱的人不偏袒，对憎恨的人不伤害，喜爱和厌恶都以法为准，这是政治的最高境界。”法治优于人治，所以，即使圣明的君主和忠诚的大臣也应该遵循法律，“如果有英明的君主、忠诚的大臣生于现代而要统治他们的国家，就不可以片刻忘记法治”。商鞅学派甚至认为法律是万能的，不仅可以禁止人们为奸，甚至认为法律可以成就人的道德。“所谓道义，就是做臣子要忠诚，做儿子要孝顺，年龄长幼之间要有礼节，男女之间要有界限；如果不合乎道义，就是再饿也不苟且吃饭，就是要死也不苟且偷生。这些不过是国家有了法度以后的平常现象。所以圣明的帝王不重视道义而重视法度，法度一定要严明，命令一定要执行，那就足够了。”用法律涵盖人的道德，取代人的道德修养，这是商鞅的一大政治发明。
商鞅主张轻罪重罚，认为这样才能保障民众奉公守法。主张“实施刑罚的时候，对那些犯轻罪的用重刑，那么，犯轻罪的事就不会发生，犯重罪的事就更无从出现了。这叫做在民众安定的时候去治理他们。实施刑罚的时候，对那些犯重罪的用重刑，对那些犯轻罪的用轻刑，那么，犯轻罪的事就制止不了，犯重罪的事就更无法制止了，这叫做在民众动乱的时候去治理他们。所以，对犯轻罪的人使用重刑，那么，刑罚就会去掉而事情就能办成，国家就会强盛”。商鞅这种“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的思想，对于中国早期国家的法制建设无疑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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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虽以一世之雄，并吞六国，统一中原，然比自度扫大漠而灭匈奴，有所未能也，而设边戍以防飘忽无定之游骑，又有不胜其烦也，为一劳永逸之计，奠善于设长城以御之。
——孙中山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近时百代已然过，春秋战国又登场。莫做六国空嘘叹，中华必出秦始皇。
——毛泽东
古代的专制君主，以秦始皇为第一。赢政征服六国之后，销毁全国武器，奴役人民，大筑宫室，焚烧书籍，刻石名山，称颂功德，从武力、文化两方面钳制人民，自以为帝位可传万世。但是，人民苦干法令苛细，负担繁重，尤其楚人义愤填膺，相与激励，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为时不过几年，陈胜、吴广以渔阳戍卒九百人一呼而起，以张楚为号召，全国响应。这个专制王朝便覆亡了。
——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