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贱避贵”的交通规则，其实有十分久远的渊源。人们熟知的“将相和”的故事中，有蔺相如行路避让廉颇的情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这样的表现，与蔺相如“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的地位不相符合，所以身边舍人自羞请辞。按照常规，原本应当廉颇避让蔺相如。这样的制度甚至表现在水路交通活动中。《三国志·吴书·虞翻传》写道：“（虞）翻尝乘船行，与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驱日：‘避将军船！’翻厉声日：‘失忠与信，何以事君？倾人二城，而称将军，可乎？’芳阎户不应而遽避之。”看来，“避将军船”是当时礼俗制度，虞翻坚意不自避，而迫使麋芳“遽避之”，是因为傲然蔑视对方人格，而麇芳亦内心羞愧的缘故。
帝王权贵出行时为了提高“止人清道”的效率，往往采用以声响威慑的方式。《古今注》卷上写道：“两汉京兆河南尹及执金吾司隶校尉，皆使人导引传呼，使行者止，坐者起。”这种“传呼”，唐代又通常称作“喝道”。
《旧唐书·温造传》说，御史中丞温造“尝遇左补阙李虞于街，怒其不避”，捕其随从予以笞辱。他在路遇中书舍人李虞仲时，又曾经强行牵走李虞仲乘车的“引马”。与知制诰崔咸相逢，竟然“捉其从人”。之所以在道路行走时就避与不避“暴犯益甚”，就是因为温造自以为位高权重，“恣行胸臆，曾无畏忌”。于是有大臣上奏：“臣闻元和、长庆中，中丞行李不过半坊，今乃远至两坊，谓之‘笼街喝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拟之嫌。”以为如果不予纠正，则损害了古来制度。唐文宗于是宣布敕令：“宪官之职，在指佞触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职，在献可替否，不在道路相高。并列通班，合知名分，如闻喧竞，亦已再三，既招人言，甚损朝体。其台官与供奉官同道，听先后而行，道途即只揖而过，其参从人则各随本官之后，少相辟避，勿言冲突。又闻近日已来，应合导从官，事力多者，街衢之中，行李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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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代的民族精神》
“《汉书》下酒”已成遥远古事，读现今之史书，似不复有《史记》、《汉书》等“如此下物”。所谓“一斗便醉”《南唐书》一类，或许也并不多见。史界朋友有谁能著书既“生龙活虎，绘声绘色”，又“震撼一世，叱咤千古”者，我们自然应当真挚感佩，诚心祝贺，为之“满饮一大白”，“复举一大白”！
——《（汉书）下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