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打小就被告知，人类的历史进程是符合进化原则的，先进打败落后，文明打败野蛮，善打败恶，好打败坏，新打败旧……诸如此类。这种灌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使我对后来的取代者都满怀敬畏，因为它们代表的不仅仅是正义和进步，更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向。
后来阅世渐深，读书渐多，才发现这样自低向高的进化之路至少在某一时期是说不通的。如魏晋之后的五胡乱华，宋之后的蒙元南下，明之后的满清入关，这些后来的取代者无不是彻头彻尾的落后部族政权，无不是野蛮对文明的颠覆，落后对先进的打击，与所谓的历史进步挨不上边。此外，我们的历史也并非如教科书中所描绘的，一向处在革故鼎新一路前行的进程中，而是除了异族入侵，绝大多数时间在原地打转：
曹丕篡汉建魏，司马氏又篡魏建晋，刘裕又篡晋建宋，萧道成又篡宋建齐，萧衍又篡齐建梁，陈霸先又篡梁建陈。这一路篡下来，前后政权易手了六次，史称六朝。
接下来一出连轴转的好戏，始于宇文觉篡西魏建北周，杨坚篡北周建隋，李渊篡隋建唐，朱温篡唐建后梁。这一次江山易手五次。最后一出篡立大戏始于郭威篡后汉建立后周，赵匡胤又篡后周建北宋。
这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政治闹剧，可以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一句话来形容：“当你埋葬前人的时候，将要把你抬出去的人，已经站在了门口。”北宋范仲淹有一首诗：“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地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对于历史的宿命轮回，中外见解空前一致。刘宋末帝刘凖被逼迫退位时，萧道成的帮凶王敬则对他说了一句话：“官先取司马家亦复如此。”（语见《南史?王敬则传》。）一报还一报，报应不爽。六朝人尚佛，是有现实基础的。
新政权取代旧政权后，往往在史书中留下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里头的缘由其实很简单。
中国历史上的新王朝大都建立在前朝的废墟上，多年的兵连祸结往往造成十室九空、人口锐减。西汉灭亡前的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总人口有5959万，（参见《汉书?地理志》。）经过东汉末的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到曹魏景元四年（263年），魏蜀两国人口合计不过537万，加上吴国的230万，全国人口总计才767万。（参见《后汉书地理志》注引《帝王世纪》及《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二百六十一年间，生民八余其一。唐代全盛时的天宝十三年（754年），全国人口有5288万，（参见《旧唐书?玄宗本纪》。）到安史之乱后的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十年间全国人口锐减三分之二，仅余1692万。（参见《旧唐书?代宗本纪》。）死者不幸生者幸，空出的社会资源需要重新分配，十室九空变成了十室归一，民众得到喘息的同时，又凭空掉下数倍于前的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力想不恢复都难，中间并没有当权者的任何功劳。
小民们在这样的宿命轮回中被王化了三千年，同时也被幸福了三千年。
二
清末启蒙思想家谭嗣同有一句话：“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语见《仁学》第二十七章。明末启蒙思想家唐甄也有类似的一句话：“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语见唐甄《潜书?室语》。）一个说帝王是盗，一个说帝王是贼，合二人之言，所谓帝王者，盗贼而已。
这些发自末世的呐喊，对一个积重难返的民族来说，往往不会有什么振聋发聩的功效。明末有人觉醒了，可是接着整个民族又浑浑噩噩了三百年；清末又有人觉醒了，可是接着整个民族又原地迷离了。历史的罗圈腿教人扼腕，长太息以掩涕。
这些发自末世的怒吼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是因为旧的威权已经垮台，新生政权需要一些开明的言论以区别于旧政权，为自己的“以新代旧”张目。
皇帝对自己的隐身份，却是十分在意的。被赵翼指斥为“盗贼”的明太祖，对与贼音近的“则”字和“强盗”音近的“疆道”都敏感到不行。《廿二史劄记》卷三十二记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览之大怒，说：“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就把徐一夔斩了。明人宋端仪《立斋闲录》谓：“翰林编修张姓者能直言，不能容，出为山西蒲州学正。例应进贺。撰表，高庙阅之，识其名。见其表词有曰‘天下有道’，又曰‘万寿无疆’，发怒曰：‘此老还谤我，以“疆道”二字拟之。’”
自汉高祖刘邦以诈力权谋取天下始，狡诈和无耻的帝王术就成了王霸之徒的必修课，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才是成就无人比匹的孤寡境地的不二伎俩。我们的历史并不是淘尽狂沙见真金，而是劣币驱除良币，是坏人战胜好人、大坏蛋战胜小坏蛋。坏蛋横行才是中国历史的本质。
三
犹太作家皮利磨?拉维说，要“敢于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是——最坏的、能适应的活了下来，最好的都死去了”。
这话也对也不对，最坏的“活下去”是对的，最好的“都死去”是错的。因为权力本不是好人的游戏，好人没资格登上权力的竞技场，偶尔撞上了，也只是历史的误会、上帝的错失，错把一只羊扔进了狼群。刘宋末帝刘凖临难前哀叹“唯愿后身生生世世不复天王作因缘”，（语见《南史?王敬则传》。）话里的无奈与无助叫人唏嘘。南齐废帝郁林王萧昭业也认为：“今见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帅，动见拘执，不如市边屠酤富儿百倍。”（语见《南史?齐本纪下》。）
皮利磨?拉维话里的“好人”，指的只能是相对不那么坏或还没有彻底坏透的家伙，而不是道德层面上的好人。中国古代被谥为和帝、顺帝、恭帝、敬帝、静帝的失败者，单从谥号上就能看出他们大多是现实意义中的弱者，是传统道德层面上的和顺恭敬之辈、清静无为的不争者。晋恭帝司马德文甚至被政治对手赞为“明德光懋”、“众望攸集”（语见《晋书?恭帝纪》。）的大有为之主；刘宋末代皇帝顺帝刘凖，“姿貌端华，眉目如画，见者以为神人”。（语见《南史?宋本纪下》。）
对于小百姓来说，以上诸位或许是羊群中的豺狼，但在王霸之徒眼中，他们只是羔羊，或者至多算是一匹未成年的小狼。
刘宋顺帝刘凖被杀时，虚岁十三。（事见《南史?宋本纪下》。）齐和帝萧宝融被杀时，虚岁十五。（事见《南史?齐本纪下》。）梁敬帝萧方智被杀时，虚岁十六。（事见《梁书?敬帝本纪》。）西魏恭帝拓跋廓被杀时，虚岁二十一。（事见《北史?魏本纪五》。）北周静帝宇文衍被杀时，仅虚岁九岁。（事见《周书?静帝纪》。）如果把他们也归入坏蛋行列的话，那么他们至多算坏蛋中的弱者。刘宋顺帝刘凖禅位时，吓得“逃于佛盖下”。（事见《南史?宋本纪下》。）这位笃信佛陀的倒霉皇帝，在浩劫临门时，能想到的庇护，也唯有菩萨的慈悲了。
四
如果我们了解威权政治的本质，就会对坏人的一路得意有所释怀。
盗亦有道。做一名成功的强盗，也要讲求强盗逻辑，有所为有所不为。当一个按套路出牌的强盗碰上一个完全不顾套路的强盗，失败就变得理所当然。所以当失败的强盗引颈就戮、身死国灭时，往往都会有悔不当初的痛心疾首，后悔当时的一念之慈，痛惜当年的一息之仁。正如韩信被执时，感慨“吾悔不用蒯通之计”，（语见《史记?淮阴侯列传》。）亦如魏徵所说“太子蚤从徵言，不死今日之祸”。（语见《新唐书?魏徵传》。）
不半渡而击、不擒二毛的宋襄公成了千古笑柄，还没坏透的楚霸王乌江自刎，不谙权谋诈术的臧洪身首异处，相对迟钝的李密横死刀下，比较仁厚的李建成一箭穿心，稍为爱民的张士诚挫骨扬灰。笑到最后的是楚成王、刘邦、曹操、刘备、李渊、李世民、朱元璋这类崇尚诈力权术的阴谋家。相对仁慈的一方最终都为自己的妇人之仁付出了血的代价，被自己的不忍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在一个以权谋诈术为主体的社会里，历史只能是坏人的舞台。坏人战胜好人或稍好的人，才是王朝更迭的本质。
我们的教育，一直宣扬成为好人是成就功业的基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试想，如果普天下之人都奉行这一成功学，称王称帝者会多到何种程度？
所以，要想成就王霸之业，首先要成为社会的另类和异数。在好人遍天下时，要努力成为暗中的坏人；在坏人遍天下时，要努力成为明面上的好人。凡事必须跟对手们逆着来，你的成功才能让对手始料不及，这可以算是竞技社会最普遍也最适用的制胜法则。
五
我们还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以为只有政治开明才能成就经济上的繁荣，其实并不尽然。乾隆时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32％，（参见戴逸的《中国经济的千年态势与复兴之路》。）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中，也认为中国的GDP在公元1820年占世界的32?9%。比今天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还要大。然而，史称盛世的康雍乾三朝，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政治上却极端反动保守。单乾隆一朝，兴起的文字狱就有一百三十多起。章太炎认为，乾隆朝禁书“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语见《哀焚书》第五十八。）鲁迅也认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语见《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用万马齐喑来形容当时严峻的政治现实，并不为过。
经济上的繁荣绝不能建立在错误的方法上，以错误方法取得的成就，绝不是百姓之福，只能是百姓之祸。一再重复的历史证明，错误基础上的繁荣并不具有可持续性，治乱相仍，接续所谓的盛世而起的必然是漫长的乱世。
汉有“文景之治”，但此后见于《汉书》、《后汉书》的“人相食”比比皆是。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春、元鼎四年（前113年）夏，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九月、二年（前47年）六月，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王莽天凤元年（14年）、地皇三年（22年）二月、新朝末年，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安帝永初三年（116年）三月、十二月，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四月、永寿元年（155年）二月，灵帝建宁三年（170年）春正月，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四月至七月、建安二年（197年），皆有此类记载。（参见《汉书?武帝纪、元帝纪、食货志、王莽传》与《后汉书?刘盆子传、安帝纪、桓帝纪、灵帝纪、献帝纪》。）
唐有“贞观之治”，然而见于旧、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人相食”同样层出不穷。就在后人称羡不已的“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那段辉煌时期内，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夏五月，关中地区“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三。）一场自然灾害，便能击垮所谓的盛世。盛唐尚不过尔尔，更别提安史之乱后的末世了。
明有“成宣之治”，然而见于《明史?五行志》的“人相食”惨剧便有十四次之多，天顺元年（1457年），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弘治十七年（1504年），嘉靖三年（1524年）、三十一年（1552年）、三十六年（1557年），万历十六年（1588年）、二十九年（1601年）、四十四年（1616年）都发生过。崇祯朝无疑是明代最为黑暗的时期，崇祯七年（1634年）、九年（1636年）、十年（1637年）、十二年（1639年）、十四年（1641年），“人相食”的惨剧频繁发生。除《五行志》记载的五次之外，《明史》记载崇祯一朝的“人相食”事件还有四次：崇祯六年（1633年），河间“岁旱饥，人相食”；（语见《明史?忠义三》。）崇祯九年（1636年），“山西大饥，人相食”；（语见《明史?庄烈帝纪》。）崇祯十三年（1640年），“两畿、山东、河南、山、陕旱蝗，人相食”；（语见《明史?庄烈帝纪》。）崇祯十四年（1641年），左懋第督催江南漕运，道中驰疏：“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语见《明史?左懋第传》。）
崇祯皇帝在位短短十七年，见于《明史》的“人相食”记载便有九次之多，平均一年多便要发生一次。
清代有“康乾盛世”，但见于史料的“人相食”一点也不比前朝少。单《清史稿?灾异志五》所载，便有十四次。
不绝如缕的“人相食”告诉我们，历史传说所谓繁荣，不过是“虚荣”而已。表面的“繁荣”背后，无不掩盖着小百姓们无法承受的惨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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