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客观的、最全面、最权威的一部疑古思潮和走出疑古思潮的备忘录。
第一辑收录了疑古辨派初创者顾颉刚、支持者钱玄同以及同时代名家胡适、张荫麟等的评议文字，较为立体地展现疑古思潮的面相。
第二辑主要收录了李学勤先生最早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文字，以及支持与弘扬者廖名春、郭沂等的文字，勾勒出“走出疑古”思潮的主要观点。
第三辑主要收录了刘起釪、杨春梅、陈其泰、梁涛、裘锡圭、沈颂金等围绕疑古与走出疑古的争论文字，大体上可以了解诸家分歧所在，便于分析其得失。
第四辑收录了王国维、吴怀琪、张光直、裘锡圭、晃福林、陈淳、梁涛、曹峰、郭齐勇等人将出土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讨论古史重建问题的文字，这是疑古与走出疑古思潮纷争的落脚点。
《疑古、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编者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精心选取了20世纪最具影响的疑古与走出疑古思潮的部分有代表性的文字，收录了近30篇文章，既有学术论文，又有名家访谈。分为疑古论说、走出疑古、观点争鸣、出土文献与古史重构等四大部分。这些文字都将出土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在扎实的考证基础上，细致梳理出这两股学术思潮的来龙去脉以及学术界的不同声音，可视为一部浓缩版的疑古思潮与走出疑古思潮的备忘录，也是研究20世纪思潮史、学术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顾颉刚
我两年以来，蓄意要辩论中国的古史，比崔述更进一步。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密的著作，我是望尘莫及的。我自知要好好的读十几年书，才可追得上他。但他的著作有两点我觉得不满意。第一点，他著书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手段。他只知道战国以后的话足以乱古人的真，不知道战国以前的话亦足以乱古人的真。他只知道杨、墨的话是有意装点古人，不知道孔门的话也是有意装点古人。所以他只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第二点，他要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迹来。也不是稳妥的办法。因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已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崔述相信经书即是信史，拿经书上的话做标准。合的为真，否则为伪，所以整理的结果，他承认的史迹亦颇可观。但这在我们看来，终究是立脚不住的：因为经书与传记只是时间的先后，并没有截然不同的真伪区别；假使在经书之前还有书，这些经书又要降做传记了。我们现在既没有“经书即信史”的成见，所以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地变迁是怎样的。我们既没有实物上的证明，单从书籍上入手，只有这样做才可得一确当的整理，才可尽我们整理的责任。
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了《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使］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使］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但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大了，像我这般没法做专门研究的人，简直做不成功。
……
疑古论说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顾颉刚
《古史辨》第四册序（《顾序》）节选 顾颉刚
答顾颉刚先生书 钱玄同
答刘胡两先生书 顾颉刚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胡适
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 张荫麟
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冯友兰
走出疑古
走出“疑古时代” 李学勤
中国古代研究一百年 李学勤
论六经并称的时代兼及疑古说的方法论问题 廖名春
试论冯友兰的“释古” 廖名春
从“疑古”走向“正古”——试论中国古典学的发展方向 郭沂
古史的证据及其证明力——以顾颉刚先生的大禹研究为例 朱渊清
观点争鸣
关于“走出疑古时代”问题 刘起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杨春梅
“古史辨”派的兴起及其评价问题 陈其泰
如何理解“释古” 梁涛
“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
——裘锡圭先生访谈录 裘锡圭 曹峰
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 沈颂金
对信古、疑古、释古说的重新认识 张越
出土文献与古史重构
《古史新证》（节选） 王国维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论 吴怀祺
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 张光直
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 裘锡圭
论古史重构 晃福林
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 陈淳
疑古、释古与重写思想史 梁涛
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曹峰
出土简帛与经学诠释的范式问题 郭齐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