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回来说,要考订的年谱,正多着呢。约计起来,共有三种:
(1)谱主事迹太少,要从各处钩稽的。例如王国维作《太史公系年考略》,因为太史公的事迹在《史记》、《汉书》都不能有系统的、详细的记载,所以很费了一番考订工夫,而且逐件记出考订的经过,记载的理由来。这是很应该的。因为不说个清楚,读者不知某事何以记在某年,便有疑惑了。倘若要做孟子、墨子一般人的年谱,这是很好的模范,但做起来却不容易。孟子在《史记》虽有传,却有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如先到齐抑先到梁?主张伐燕,在齐宣王时代抑在齐滑王时代?都是要费力考订的。墨子的事迹更简,《史记》只有十余字,我们应该怎样去钩稽考订叙述呢?总说一句,年代久远,事迹湮没的人,我们想替他做年谱或年表,是不能不考订的。
(2)旧有的记载把年代全记错了的。例如陶渊明,《宋史》、《昭明太子》、《晋书》各传,都说他年六十三,生于晋兴宁三年,其实都错了。我替他做年谱,从他的诗句里找出好些证据,断定他年只五十六,生于晋咸安二年。这么一来,和旧有的年谱全体不同了。旧谱前数年的事,我都移后数年。这种工作,和《太史公系年考略》稍异。他用的是钩沉的工夫,我用的是订讹的工夫。前人做了不少的《陶渊明年谱》,都不会注意到此。其实无论那个谱主的生年数一错,全部年谱都跟着错了。此外如谱主的行事,著作的先后次序,前人的记载也不免常有错误,都值得后人考订。例如王阳明编《朱子晚年定论》,说那些文章是朱子晚年做的,其后有许多人说他造谣:这实是一大问题。假使朱子的行事及著作的先后,早有好年谱考定了,便不致引起后人的争辩。专传、列传都不能做详细考订工作;年谱的责任,便更重大了。
(3)旧有的记载故意诬蔑或观察错误的。如《宋史·王安石传》对于王安石的好处,一点不说,专记坏处,有些不是他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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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