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著作，班固（公元32-92年）的《汉书》则是它们中杰出的代表。它沿用《史记》的体例，“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反映西汉一朝的历史，是中国最早的断代史。它的某些人物传记，叙事细密准确，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西汉王朝的建立，使楚文化声势大张，由屈原、宋玉等文人创制的楚辞，获得了新的地位，并逐渐北移，流传和影响到全国范围。在楚辞影响下，文人创作或模拟楚辞的风格和体式，或从楚辞推衍出新文体，当时人通称为“赋”。典型的汉赋，是一种介于诗文之间、以夸张铺陈为特征、以状物为主要功能的特殊文体。这种辞赋，成为汉代文学的正宗和主流。西汉重要的辞赋家是贾谊、枚乘、司马相如和扬雄。贾谊在传统的以抒情为主的骚体赋方面取得较高的成就，主要作品有《吊屈原赋》和《鹏鸟赋》。枚乘，今存可靠而完整的仅《七发》一篇，但它却标志着汉代新体赋正式形成，在多方面奠定了汉赋的基础。
汉赋最重要的代表作家是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年）。他的赋作，《汉书·艺文志》著录有29篇，大都不传。《子虚》、《上林》二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经过贾谊、枚乘，到司马相如，典型的汉代大赋的体制，由这两篇赋得到最后确立。这两篇赋最突出的一点是极度的铺张扬厉。作者用夸张的文笔，华丽的辞藻，对无限广阔的山川物象极力铺陈排比，呈现出过去文学从未有过的广阔丰富的图景和宏伟壮丽的气势。西汉后期最大的辞赋家是扬雄。他的赋初以模拟司马相如为贵，后来始悟辞赋的讽谏作用实在是微弱无力，遂不再作。
东汉的赋不如西汉兴盛。主要作家和作品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桓灵之世，更出现一些强烈抨击社会黑暗的抒情小赋，如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内容较有特色。
除了散文和辞赋，汉乐府民歌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在中国诗歌史上大放异彩。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它们以多样的形式，现实主义的方法，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东汉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思想感情，特别真实地、典型地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人民饥饿贫困、流亡漂泊的痛苦生活。东汉末年，还有不少谣谚，揭露政治社会的黑暗腐败，直接痛快，简短有力。汉代乐府民歌是继《诗经》、《楚辞》之后，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又一重要阶段。汉代乐府民歌不仅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在艺术表现手法及诗歌形式方面也都有突出的成就。汉乐府最大的特色是叙事性强，形式自由多样，语言朴素自然而饱含感情。这些成就对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诗歌形式及艺术表现技巧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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