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于“又好又快”的“好”的理解主要集中在环保、低耗、节能等方面，是环境、能源等物质方面的指标。这些当然都是必要的，但是还不够。因为这些指标基本上还是着眼于经济，在经济增长的“好”背后还有一个更加根本性的标准，这就是“好生活”。“好生活”的“好”是一个综合的评价指标，它还应该包括：好（合理）的政治体制、好（优良）的道德环境、好（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好社会）、好（愉快）的心情，等等。
    由于经济理性属于工具理性，它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效益问题，因此它无法从根本上回答锕为“好生活”的问题。或者说，它对“好生活”的理解只是停留在物质计量、工具理性、绩效考核的层次，无法进入实质理性、价值理性的层次。“好生活”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文化问题，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无论是从当下中国文化建设所处的语境来看，还是从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格局来看，仅仅把国学当做对其他外部的或异质的文化的回应，已经显得十分不够；从未来世界的文化发展来看，仅仅把国学当做东方文化的代表而欲与西方文化一争高下或轮流坐庄，似乎也显得不够圆融。实际上，相互对话、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已经成为当代文化发展的趋势，因此，国学应该自觉地将自己向“天下之学”方向扩展，这也许更贴近它的本义和指归。
    从国学这个角度出发，在对传统文化发掘、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做一些普及层面的阐释和介绍，将其推向整个社会，既可以使大众对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又可以使传统道德中的真善美的精神得到提倡，并且作用于世道人心，应该是当前学术文化方面的一个当务之急。这方面的工作在近年来好像做了不少，《三字经》《弟子规》就不用说了，还有古典诗词的诵读等。但是当前社会上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资源利用的过程中，存在对传统文化、国学庸俗化的炒作和伪劣包装的现象。这个现象应该说不是正当意义上的对传统文化的弘扬，而是主要以谋利为目的的一种行为。这也是国学普及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文史工作者就需要做一些严肃而认真的整理研究工作，这本身也是对学以致用精神的一种发扬。
    前面曾谈到要讲讲“大国学”，“大国学”这个概念是季羡林先生在301医院住院期间提出来的。季羡林先生是这么说的，“国学”应该是“大国学”，而不是狭义的“国学”，各民族文化都应该包括在“国学”的范围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季羡林先生后来被称为“国学大师”，但是季羡林先生所做的是吐鲁番学、西域学，如果按20世纪初章太炎、梁启超、邓实他们所说的“国学”的范围来看的话，季羡林先生的研究就不在国学范围内，那么称他为“国学大师”是不合适的。如果从“大国学”的角度来看，那么季羡林先生自然就是“国学大师”，因为他在吐鲁番学、西域学这方面所做的研究至少到现在还是无人能够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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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