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希腊人生活的基本特征
要想洞悉某种已经逝去的文明的普遍生活态度的实际情况,即使是一个掌握很多文献资料的人也要接受很多先入之见和限制条件。仅存的真正合适的材料就是表现出大众中的大多数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的观点和认识的那些东西,主要是那些大众化的文献;以希腊为例,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就是史诗和阿提卡戏剧。希腊精神领域的范围是如此之广,探索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不同观念的表达呈现出一种巨大的多样性,无疑都是以一种希腊人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且常常是由杰出的知识分子记录下来,但是每一个都不能代表全部,经常充满明显的相互矛盾。这些观念具有十分明晰的表达方式,力图成为系统的学说,而大众观念自身的表达却是随意的和零乱的。但“生活观”这一概念是十分广泛的,硬是把它缩小就会伤害它。它首先包括对神的观念(他们的力量和意志),对不可见世界的看法;接着,要考察整个的道德领域,也就是个体对利己主义和激情的斗争,必须达到这样的效果,那就是这种努力被当作正确的东西为人们所接受;还有,人类的欲求,欲求对象的层次——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生活乐趣的“形式”;最后要考察的是对生活价值的基本态度,这种生活需要服从于如此之多的限度。这些不同现象之间的关系曾经成为一些卓越的研究的主题,其中纳格尔思巴赫(Nǎgelsbach)的关于荷马之后的神学的研究至今仍然是出类拔萃的;因此,我只能把自己的工作局限在提供一些附加的证据和做一些旁注,只需要把精力集中在上面提到的题目上。
众神以及它们对希腊人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已经讨论过了。抛开哲学家们的努力,希腊的宗教一直保持着多神教,大概只是因为害怕某些神灵受到忽视而惹起神怒;而且,作为最强有力的推动力的城邦也自行其是地过着自己的宗教生活,宗教崇拜与大众娱乐紧密相联。这个神圣的世界及其神话学似乎被杰出的视觉艺术永久地保存了下来。然而,神却缺乏神圣性,也就是说,缺乏需要使他们成为人类道德楷模的那些品质,人们对他们的惧怕中缺乏尊敬。宗教完全缺乏指导性的要素,不存在祭司集团。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可以被模糊的、十分强烈的但却是时有时无地感觉到,而且感觉到这种恐惧的只是那些经常忧虑不安的个人而不是全体。
因而,城邦成为希腊人惟一的道德教师。其公民需要培养的品质,与城邦自身相适应的美德就被称为“优秀的”(arete)。在希腊人关于动机的讨论中,没有对他人的幸福或痛苦的出于纯粹的人道的关注,必须认定,在现实生活中,这仅仅是城邦成员的义务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被看作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公民;妇女和儿童被排除在外,更不用说定居的外邦人和奴隶了,而他们也需要拥有他们自身的道德准则。除此之外,从这样的期待产生的那天开始,尽管她对公共的利益充满热忱,但城邦却是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那就是相互的争斗,公民自身内部的敌意,共同激发出最强烈的冲动,并为这种冲动找到了借口。对现实中的国家和法律的历史描述最早出现在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中,它展示了一个充满不义的世界,诗人用个人的口吻呼唤信仰。与此同时,在没有祭司的时代,她成为她的同胞中第一个也是最令人尊敬的教师,如果他们能够悉心倾听她的想法的话,一定能够从中获益。
哲学家们的道德理论本身就是理解希腊精神的重要依据,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成为普遍文化和日常谈话中的一个要素,尽管它们在普通大众中的影响以及对生活的指导作用上显然是十分微弱的。当然,哲学伦理学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从一种先于它产生的真正的大众理想生发出来的——即中庸之道(sophrosyne)。这是一种贯穿了整个希腊伦理学的以寻求两极中的中道(meson)的持续告诫为形式的信条;但对于十分善于思考的希腊人来讲,它起初是一种关于对神的冥想、世界的秩序和命运观念的十分自然的产物。每个民族都积累了大量相似的信仰,这些信仰的护卫者就是那些已经获得了一些生活经验的人。对希腊人来讲,中庸之道是消极的一极,是马缰,就像“优秀品质”(kalokagathia)是积极的一极那样,是马刺。至于中道在实际中指导人们的生活到底达到什么程度,只能通过把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的大量事例进行比较才能够确定;作为一种向导,生命力最容易从希腊人的艺术和诗歌当中得到显现。它还包括了柏拉图式的基本道德,它是一个有关道德的、知识的和气质品质的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大杂烩。在所有的事情上保持中道,尤其是在对命运的变化的反应上,在梭伦和克罗索斯(Croesus)的谈话中它被称颂为是一个基本的希腊德性——尽管在希罗多德的记载中并不是这样讲的;我们在普鲁塔克的描述之前没有看到过。
一个民族赞扬其自身的中庸之道,这一事实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宣称拥有这样的一个理想至少是可信的;但是经过更加细密的考察,我们会发现它只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的意愿,即这是他们应该想到并付诸行动的,是一种对善的体会,而不是一种遵照执行的力量。希腊人的骄傲和自夸的倾向必须使我们保持谨慎,不要那么轻而易举地就接受雅典人对他们自身的评价。而且,那些更加开明的希腊人至少还把良知的声音,即“不成文的法律”,看作是行为的准则,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收获了。
不可避免的是,由于荷马世界的存在,哲学、文学和修辞学时代的整个伦理学都被笼罩在其后代,即后来的西方文化的阴影中,抛开其所有的激情和暴力倾向,这个世界是如此的高贵,如此的纯粹。在那个时代,情感还没有被反思割裂开来,道德的准则还没有分离到存在之外;抛开它的美德和细腻的情感不论,在其后来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之后,由于其所有的知识上的精致化,希腊在精神上开始变得粗俗和愚钝。在后来的这一时期,所有最好的东西都可以在荷马史诗的流传和他的那些神话人物的描写中找到踪迹。如果没有他的话,甚至是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利斯也不能够达到他们那些最优秀的作品的崇高境界。但是,悲剧对于道德历史的意义则另当别论。接下来的关于希腊人的性格中的一些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的考察有必要局限在它们与宗教和城邦的联系上面,这种联系与其说是在文学中,不如说是在现实中。
复仇在希腊人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人类——实际上高级动物都是如此——普遍因受到伤害而复仇,希腊众神的复仇心尤其重。在荷马的人物中,还能够为由于恳求而使愤怒得以平息留有余地;后来,据说诗人阿尔卡乌斯(Alcaeus)曾经宣称,谅解要优于复仇。尽管在通常情况下,在希腊人的意识中,特别认同诸如力量、统治或者快乐之类的事物,对复仇也是不顾一切,对利己主义的胜利毫无限制。有一类特殊的案件可以得到区别对待——就是那些由于整个党派的仇恨而引发的复仇行为,因此,个人可以感到自身及其行动是得到了一个较大的团体的认同和批准的。举例来说,对于狄奥格尼斯(Theognis)心目中的敌人,有人向他建议,他应该先对他奉承,接着,一旦他撤掉护卫,就无情地消灭他。这显然指的是麦加拉的一个反对党,他们专门压迫和剥削人民。对于统治者的复仇行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可以把这些行为看成是其家族利益和行政责任的要求,而不仅仅是出于他们自身的安全,目的是为了永久性地铲除那些抵抗组织。但是,由于害怕引起神的怨恨,适可而止也是必须要遵循的,人们认为神在伟大的复仇行动中都会发出一个事先的声明。对巴卡(Barca)的人民犯下了可怕的暴行的昔兰尼的菲瑞提墨(Pheretime)公主活活地被虫子吃掉了:“因为过度的复仇招致了主管人类的众神的嫉妒。”这是希罗多德的原话;然而,他似乎完全赞同佩达苏斯(Pedasus)的赫尔墨提姆斯(Hermotimus)对把他阉割并卖为奴隶的那个人所实施的精心策划的报复,完全不顾其中羼杂的冷酷的欺骗行为。无条件的报复权常常得到赞许。在公开场合表达刻骨的仇恨情绪是得到许可的。在“三十僭主”时期,一个人在临死前要他的家族庄严宣誓,对告发他的人进行报复。
在悲剧中也是如此,复仇被看作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动机,对悲剧人物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信任,这使我们认为,诗人和观众的看法是一致的。当然,复仇基本上是神话中所固有的内容,是情节的基础,但是诗人个人对复仇的赞同态度常常在台词的字里行间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惟一一次明显的反对出自于一个完全的悲剧人物之口,那就是一位父亲自身不能对他的儿子进行报复——这对父子就是俄狄浦斯和波吕尼克斯(Polynices)。但是,在《俄狄浦斯在克罗努斯》一剧中,英雄的整个行为受到诗人如此具有偏向性的描述,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对于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描述可以与中世纪的圣徒相媲美,后者的坟墓同样也成为了这个地区的一处圣地。基督教对这样一位受难英雄的听任,就像与之相仿的神话中那样,与底比斯的瞎子国王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这个故事的最世俗化的现代版本不再表现其英雄的死,就像俄狄浦斯没有带着半点懊悔和好之意死去那样。
在欧里庇得斯的戏剧中,首先,十分明显的是,几个主要人物的毫无羞耻感的复仇热情通过台词直接地投射到观众的心里,就像神话中所讲的,赫库芭在死后变成了一条狗,在剧中,她显然是由于对波吕墨斯托耳(Polymestor)可怕的复仇而受到的惩罚;然而,她的最富激情的演说似乎在听到这番话的雅典人的心中产生了明显的共鸣。对于阿伽门农的问话(754):“你想跟我要什么?自由?我可以轻而易举地给你”,她回答道:“不!如果我能够对一个懦夫(kakois)进行报复的话,我宁愿终其一生永远是一个奴隶。”并不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酒神》(Bacchae,868ff.,889ff.)中的合唱队毫不掩饰其复仇的热情,就像他们在其他方面表现出的热情那样;但是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的例子,因为在另外一段台词中,欧里庇得斯把这种占据主流的观念在他对其理想人物——也就是诗人自己最钟爱的人物——的描述中如此平白地表达出来。在他的《奥列斯特》(Orestes,1100ff.,1132,1163ff.)中,奥列斯特、皮拉得斯(Pylades)和厄勒克特拉(Electra),随时都会被处死,计划通过杀死海伦报复墨涅拉俄斯(尽管他们并不比其他的希腊人更具有恨她的理由),然后,他们就可以抓住和威逼赫耳弥俄涅(Hermione),使他成为一名人质,并在阿尔果斯的宫殿放上一把大火。十分明显的是,欧里庇得斯从来没有想过把他们表现为道德上有缺陷的人。奥列斯特说,如果我们能杀戮该是多么美好呀,这样做可以挽救我们自己的生命(ktanousi mè thanousin)!就在说这话之前,三个人还在颂扬着高尚的情操。这样一种表白就会使我们不必对希腊人的实际生活中——不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对因果报应的坚信而感到大惊小怪了。福西翁(Phocion)在他的单人牢房中,在喝下毒酒之前,告诉他的儿子忘掉雅典人给予他的不公正待遇。这似乎是一颗高贵的心灵提出的要求,或者仅仅是一个谨慎的忠告。在一段著名的公元前4世纪的文本中,感激作为一种可以相互平衡的美德与复仇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就像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进行报复一样,善待我们的恩人也是十分恰当的。”不付诸报复行动所受的委屈也只能与神给予人的荣耀相一致;尼俄柏(Niobe)就是神话中的一位悲伤的母亲(mater dolorosa)。
68即使哲学没有能够明确地提出反对复仇,但其影响,尤其是斯多噶学派的影响,还是以通常意义上对激情加以限制的方式在这个方向上起到了作用。面对多样性的城邦之间充满了强烈的仇视,斯多噶主义倡导建立一个伟大的、和平的世界国家,至少在其后来的一些信徒的个人生活中,敢于向爱敌人的理想靠近。同样,一些斯多噶主义者也倾向于放松他们对伊壁鸠鲁及其学派的论题进行研究的自我限制。
希腊人的观念中还存在另外一个利己主义的重要特征,那就是“说谎的权力”,这也就是罗马人的谚语中所讲的“希腊式的忠诚”(Graeca fides)。试图对迄今为止不同民族中存在的说谎和欺骗行为与古代希腊人中的此种行为进行一次量化的比较是徒劳的,然而,以下真实的例子却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他们得到这样的名声确实是恰如其分的。希腊人并不缺乏训诫;毕达哥拉斯说,说出真理和多行善事(aletheuein kai euergetein)是众神赐予的最好的礼物,是与神靠得最近的行为。
我们很容易接受这样的看法,那就是一个充满想像力的年轻民族就像一个天赋很高的儿童那样,在讲故事当中,很难分辨出现实和梦想之间的区别。一个讲述者的幻想是如此生动逼真,以至于他的讲述很可能被他的某位听众的话打断:“嗯,我醒过来了。”
希腊历史叙述中的谬误当然会被现代的作家当作是完全单方面的历史的弄虚作假,但在那时把一个著名的旧名字加到一段新的文本中与现在出现类似的事情相比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天真无邪。但是在指导日常生活上,不论是小事还是大事,真理与谎言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真理似乎受到了庄严和永恒的誓言的很好的保护,可能没有其他的哪个民族像希腊人那样给我们展现了那么多与誓言有关的古老的风俗。对于他们来讲,名叫“誓言”(Horkos)的神拥有他自己的神话。他是厄利斯(Eris)的儿子,每个月的第五天属于他,那一天复仇女神会到处对发伪誓的人实施报复。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很重要的案件中,这个仪式的举行甚至更加隆重,就好像一个普通的誓言是不够的。在叙拉古,在立法女神(Thesmophorai)的圣殿中有一种被称为“大誓”(great oath)的仪式;在斯巴达,可能其他地方也有,通过在宙斯?赫尔克斯(Zeus Herkeios)(即农场中的宙斯)祭坛的一次特殊的进贡活动,一个家庭能够迫使其成员之一讲出所有的真话。在科林斯,帕莱蒙(Palaemon)总是会神秘的到场,在阿狄顿(Adyton)的地窖里发过伪誓的任何人注定不能逃脱惩罚。奥林匹亚的竞技者们都要在议事会厅(bouleuterion)里,在一尊双手持有闪电的宙斯的神像前通过誓言鼓舞士气——“全能的宙斯,在惩罚三心二意的罪人上威力无边”;在青铜的底座下方还镌刻着用来威吓那些发伪誓者的诗句。当这个国家的农民被发现对他们的“单纯”的农业神祇们过于漫不经心,任何想从这些乡下人中得到一个安全誓言的人就会把他们带到城里,因为城墙之内的神祇还仍然是“真实”和警醒的。在《伊利亚特》中,宙斯的确是伪誓的管理者,那些男神和女神们,如果他们要得到完全的信任的话,甚至在不那么重要的场合,也必须要在斯提克斯河*冥界五条河流之一。*上发下可怕的誓言;然而,荷马对希腊人的影响仍然存在。按照习俗,对于任何人在一个关键时刻所说的话,如果违背了他的誓言的话,都会给他和他的孩子带来毁灭,吕西阿斯(Lysias)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誓言而赔偿了佩松(Peison)塔兰特的钱财;后来,他不得不赔给他更多的钱,尽管他知道佩松是“一个对神和人都缺乏敬意的人”。在没有天堂之神的时代,得到一个可靠的誓言是很困难的,从一个没有良心的人那里得到可靠的誓言就更加不容易。
我们不需要依靠其他民族或时代的关于希腊人发誓行为的论断。例如,据说年轻的波斯人会受到说真话的训练,这是作为他们的教育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有人描写,年迈的居鲁士这样回答了一位希腊使者:“我对这样的民族并不感到害怕,他们在城市中心留出一块地方,在那里他们聚在一起,发着伪誓相互欺骗。”但是讲出这个故事的人正是希罗多德。后来,很多人把发誓仅仅当成了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尤其在政治交易中。当狄奥格尼斯(399)警告说“应该避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誓言”的时候,他可能仅仅是指那些亲近的熟人,此前他还劝告人们“在朋友中间要正大光明”。面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希腊民族所表现出的道德全面衰退的症候,修昔底德(3.82)注意到了有关和解的誓言的毫无意义,他说这些誓言仅仅在不可避免的、只能如此的情况下才得到遵守。大约在同一时候,来山德说:“孩子们用投骰子来互相欺骗,而成年人则用誓言来互相欺骗。”
不能否认的是,在动机合理或者达到了其自身的目的,获得了既定的权力或者快乐的情况下,希腊人允许他们自身做出至少是在其他民族——尤其是对于那些其宗教还在对希腊人构成影响的民族,或者那些受到其性情的驱使反对这些行为的人们——那里受到公开谴责的行为,或者对其他人做出这样的事情予以充分的理解。如果说在现代社会,伪誓在法庭上司空见惯,但做起来还是有一种负罪感,不会受到公共舆论的支持。在希腊世界,例如,悲剧可以表现欺骗的行为,甚至发生在一些正面人物的身上,欺骗的方式是现代人所不能容忍的;阿里斯托芬对欧里庇得斯就进行过谴责,因为他在一个伪誓的事情上对发誓和表达意愿作出了区分。的确,《美狄亚》一剧中的合唱队对这样的情况发出了沉重的悲叹(439),那就是誓言已经失去所有的意义,羞耻之心不再驻足于希腊而是飞到了九霄云外。当时还有很多这样的关于德性已经永远逝去的言论。
当然,倾向于把希腊人说成是没有信守诺言的习惯的罗马人在其共和国的最后的日子里也越来越明显地流于形式主义;然而,西塞罗在法庭的一次演说还是不容忽视:“我对希腊民族的作家、艺术的财富、他们的修辞的微妙和力量,以及其他的那些他们所声称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但是在提出证据的过程中应有的审慎和真实却在他们的民族性中从未培养起来,他们不能理解这些东西的重要性……一个心怀鬼胎的希腊证人完全没有顾及到誓词中的话,只是尽其所能地去迫害他人。他所害怕的和感到羞耻的是被驳回或存疑,案子暂缓审判,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他都不会放在心上……对这样的人来讲,誓言是一个玩笑,作证则是一个游戏;你们(罗马人)的思维方式对于他们来讲是十分陌生的;赞扬、奖励、好处以及随之而来的祝贺,所有这些都依赖于厚颜无耻的谎言。”尽管很糟糕,但事实就是如此。一个世纪之后,一个非常精明的希腊人这样写到了在他的同胞中对行政职权的滥用几乎是很普遍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们,当他们由于那么一点点才能而得到信任的时候,即使有10个人的签名、10个印章以及20个证人反对他们,他们还是不能够诚实地工作,而罗马的军事将领和使节则始终能够忠实于誓言,不论涉及的金额大小。在希腊人中,很少有人能够不染指城邦的基金——而在罗马情况则完全相反。”在对这些事实的悲叹中,波里比阿(Polybius)把它们对于神和地下世界的信仰的衰落联系在了一起,把他生活的时代描绘成了一个普遍堕落的时代,但事实上,盗用公款的事情很早就出现了。在雅典,即使是泰米斯托克里也不例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不仅耗费了大量的资材,而且还事先为自己存下了一笔巨款。他常常说到对于演讲台的恐惧,原因当然并不仅仅在于雅典人在情感上的变化无常。
作为记载了希腊人的欺骗天性的最后一部文献,在这里还可以引用波吕阿努斯的《论军事上的诡计》(Stratagems),尽管其较晚的年代会降低它的价值。然而,这部书的作者,一个来自于马其顿的老兵,留下一些关于希腊人的不诚实的非常值得一读的记载;它是从一些或新或旧的材料中编辑出来的,绝非仅仅与军事有关。那时候理解世界的方式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至少在战争期间,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波吕阿努斯对他所讲述的一切都持赞同态度。在任何情况下,一个普遍的印象是,对于战胜任何类型的反对者,希腊人完全是不择手段的。
不论希腊人如何经常地开列出人类行为有哪些主要动机,他们从来都会把对荣誉的热爱(timé)放在恰当的位置。修昔底德把它放在了首位,接下来是恐惧和实用,而伊索克拉底则把它放在了快乐和利益的从属地位。
与其他的时代和其他的民族相比,希腊人的生活中把对荣誉的追求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首先存在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城邦中的行为的公共性质给予了人们相互认识的机会和时间;第二,在这里存在着某种彰显一个人自身个性、在与他人的交谈中谈论他人境遇的惊人的开放性,这被认为是与良好的举止并无矛盾之处。在柏拉图《理想国》的开篇,在苏格拉底与年长的刻法罗斯交谈中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就像色诺芬的《会饮篇》(Symposium)和其他的有关社会上层的社交活动的描述那样。此外,赛会风俗的普遍存在,从公开性的竞赛到各种个人成就的展示,完全没有今天的作为一项法则而存在的对任何竞争行为——除了商业行为之外——的社会限制,或者是对个人追求荣誉的限制。也就是说,现在的人们总试图去避免那些社会所不赞成的东西,在躲避丑闻当中获得尊敬;现存的超出这个范围的激烈的竞争往往是为了官衔和财富,而非荣誉,个人的自我展现也主要服从于这个目的。
与此相反,天才的希腊人的目标,从荷马开始,荣誉就是“永远处于第一位的和最耀眼的”,也正是从这样一个很早的时候开始,对死后荣耀的追求也经常被表达出来——这不是现代人关注的当务之急,即使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城邦把这种个人对荣誉的热爱(philotimia)用于其自身的目的再合适不过了,不过还有其他的动力。杰出的人物向他同时代的人大胆地展示自己,炫耀力量,常常发展成全身心地自我吹嘘;希腊人倾向于把自己沉浸在人格的魅力中,只要这样做不至于对他们自身造成痛苦,或者感到过于难堪。所有这些应该得到大量文献的印证,但是在这里,我们仅仅需要考虑的是著名人物必须要面对的普遍的对立情绪。
“嫉妒超越了他人的优势,在他人遭遇不幸时,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成为一种愉悦的体验”——这种看法与人类一样古老,这可能是描绘这种对立情绪得以普遍产生的正确途径。但是,正像我们在今天所看到的,嫉妒从未被公开承认,必须把它自己隐藏在任何可以找到的面具下面,经常在牺牲者的背后运作。不过,希腊人的嫉妒情绪还是在公开的攻击和嘲笑中一触即发。
从一开始,希腊人就彻底了解了嘲讽(kertomein)这个词的含义,也就是语言能够给人的心灵带来的痛苦。尤其是它与对失败的尝试和行为的嘲笑紧密相联;荷马说出了胜利者的嘲笑以及它给予失败者造成的痛苦;读者听到过奥德修斯在对独眼巨人的合情合理的复仇行为中所给予对手的全部积聚起来的痛苦,以及对忒耳西忒斯(Thersites)的恶意中伤。在荷马之后的时代,随着阿齐劳库斯(Archilochus)的短长格诗的出现,口语的滥用(loidoria)成为一种艺术风格。人们开始相信,阿齐劳库斯的牺牲品,就像希波纳克斯(Hipponax)的那些牺牲品那样,是被逼自杀的。这两位诗人不得不等待现代的文学史家的欣赏;在古代他们却极少得到尊重,尽管他们曾因为其表达方式的活跃而受到赞扬。讽刺诗存在于我们已知的所有文学时代中,在现代,早在普罗旺斯学派(Provencal school)那里就出现了,但是这两位诗人的声名和影响可能只在希腊才具有可能性。在此后的时代,讽刺诗的传布也是一种进行报复和表达诅咒的方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很多人吟咏着(关于伯利克里的)诗歌和恶毒的警句”,在《诗文集》(Anthology)中的最古老的仇恨诗句(skoptika)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那时候还没有新闻界,73但是其功能却通过阿戈拉或者宴会中的流言已见一斑,那些决心隐匿姓名的人能够在公共建筑的墙上随意涂写他们的造谣中伤之辞。漫画也可以画在墙上,也有它的作用,雕塑上的漫画几乎就是希腊肖像画的起源。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雕塑家布帕罗斯(Bupalos)和雅典尼斯(Athenis)就是以这种方式迫害诗人希波纳克斯的,结果招致了他用短长格诗反唇相讥,据说这导致了他们二人的自杀。与他们大约同时代的贤人林多斯(Lindos)的克里奥布鲁斯(Cleobulus),曾经警告人们不要嘲笑那些讽刺诗的牺牲品,因为这将会激起巨大的仇恨。
提到伯利克里,我们就进入到了公元前5世纪。在这个世纪里,尤其在雅典,好的和坏的事情,民主制度还有喜剧,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希腊的其他地方,可能也有过杰出人物的出现,有过敌对力量的剧烈冲突,但是,只有在雅典保留下了相当完整的文献记载。
围绕在那些过于彰显自己的公民左右的真实的危险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其社会的感光度必须大幅降低。献媚者、演说家以及公开告发的持续威胁,尤其是对于盗用公款和愚钝无能的告发,以及无时不在的受到渎神(asebeia)指控的危险,这些因素联合起来发挥作用,成为一种持久的恐怖主义。同时所有这些导致了一种神经的高度紧张;并不是所有的控告都能获得成功,任何一个交际甚广的人不但能够为自己开脱,而且还能够倒打一耙;而且,随着不断举行的集会和审判,总是会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和使人们群情激愤的事情发生。
但是,除了这些政治活动,喜剧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它并不仅仅把自己局限在表现雅典人的社会和私生活的缺陷上面。与此相反,它喜欢的题材是政府及其官员,不论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仅仅是允许表现此类事情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令人惊讶。如果喜剧真的起源于狄俄倪索斯的节日庆典的话,据说他自己就“很喜欢笑”,那么充满玩笑和嘲讽则是所有狄俄倪索斯节的一个特征——但这还是不足以成为喜剧可以开政治制度和政府的玩笑的充足原因,就像在这整个世纪中的喜剧所做的那样。只有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黄蜂》(Wasps)对雅典的民众法庭大加羞辱;在另外一个地方讽刺了主席团的腐败,甚至还指出了他们的通奸行径;在《骑士》(Knights)中,德莫斯(Demos)以一个非常愚蠢的人的形象出现——直到戏剧的最后(1121,1141),观众才恍然大悟,他只是装傻充愣罢了。类似于这样的公开的攻击没有指名道姓,对整个雅典发出的咒骂也是不留痕迹。更加超乎寻常的是阿里斯托芬对有名有姓的人发出的大规模的攻击,据说其所用的语气与克拉提努斯(Cratinus)和欧波利斯(Eupolis)的充满痛恨的和诽谤性的谩骂相比还是相当有分寸(semnoteron)的,后面两位的喜剧没有流传下来。确实,阿里斯托芬并不是他的那种文学形式的首创者,但他把这种文学形式的风格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后来,讽刺性的诗歌和散文更多地借鉴了他的喜剧,而不是短长格诗,琉善(Lucian)自己的作品就充满了阿里斯托芬式的转折和表达方式。
在大多数情况下,诗人毫无疑问达到了他的使人心痛(keitomein)的目的,甚至使很多人变得冷酷无情,最糟糕的是丧失了所有的羞耻感。过去的博学之士相信,大量的讽刺对于后人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那些被称为受害者的人,或者那些带着可以认出的面具确实受到了攻击的人,他们确实是,或者被人们看成是盗用公款者,懦夫,高利贷者,强盗,包工头,献媚者等等。在《蛙》(Frogs)剧的结尾处,当埃斯库罗斯回到了地上世界,普路托(Pluto)给了他一些绳子,叫他去抓那些提到名字的人,其中一位是一个悲剧诗人,还有所谓的“勒索者”(poristai);这些人似乎是由国家任命来管理新的税收。阿里斯托芬对他的这些文学同仁的处置是非常有名的;例如,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现在,欧里庇得斯家族要想挽回荣誉的话,一定会把他告上法庭。对诗歌作品的审美上的反驳常常与最强烈的人身攻击交织在一起,举例来说,就像《地母节妇女》(Thesmophoriazusae)一剧的很多段落中对阿伽同(Agathon)所说的那样。古希腊人常常嘲笑生理上有缺陷的人,对此我们可能并不感到惊讶,但这是十分可鄙的。只有在《鸟》(Birds)剧中点名道姓地攻击了一个五十岁的雅典好人,尽管诗人还是有目的地忽略了很多关于赫尔墨斯的残疾的指责,那时这种流言正在盛行。例如,在《阿卡奈人》(Acharnians,V.836859)中,合唱队的全部段落只是力图对一些人进行恶毒的攻击。
可能有人为喜剧辩护说,它起到了一个无形的警察甚至法庭本身的作用,尽管它用一种非常不严肃的方式承担起了一种可怕的责任;有人还说,喜剧常常会挑起针对那些煽动家的战争,正是由于他所发起的针对克里昂(Cleon)的伟大运动,阿里斯托芬为自己树立了仇敌。但是,从现在的观点看来,这丝毫不能成为阿里斯托芬的道德转变的基础。基本上他是安全的,因为德莫斯(大众)还是愿意嘲笑其自身的领袖,嘲笑那些把自己看作是高出于自己所由出的“穷人和普通人”的人;而且,他所讽刺的通常的对象正是“富人或出身高贵的人或有影响力的人”。而且,阿里斯托芬坚信自己对和平的持久鼓吹一定能赢得大众的欢迎,即使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在那时只有以高昂的代价才能换来和平。例如,《吕西斯忒拉塔》(Lysistrata)创作于公元前411年,那一年一支强大的斯巴达军队占领了阿提卡的德塞里亚(Deceleia)地区。阿里斯托芬对拉马库斯(Lamachus)的讽刺是对所有的军事领袖中最杰出的和最为无私奉献的一位将领的攻击。
最终,喜剧还为用渎神(asebeia)来对个人进行指控大开方便之门;它是最具危险性的指控之一。在他的《云》当中,阿里斯托芬以一种世界闻名的方式把苏格拉底请上了舞台:它是那么的有趣,但却完全不顾后果。根据一种已经被人们接受的传说,苏格拉底当时就坐在那里与其他观众一起发笑;诗人依旧沉浸在他的富有创造性的机智的沾沾自喜当中,使自己不能看到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他正在不明是非的观众中播下永远不能消除的一种集体偏见,而且这种偏见将传之后代。的确,二十四年之后苏格拉底才受到审判,但是,如果没有《云》剧的上演,这起事件的缘由和动机将几乎完全不存在。
后来,所谓的中期喜剧(Middle Comedy)放弃了个人的面具,但是还在继续对个人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就像流传下来的雅典尼乌斯(Athenaeus)的戏剧残篇中所显示的那样。在其他的剧作中,很多不同学派的哲学家现在受到点名道姓的诋毁,还有臭名昭著的暴食者,以及所有的被认为在哈帕路斯(Harpalus)事务中骗取钱财的人。关于新出现的流派的记载非常贫乏,有一个叫腓力匹德斯(Philippides)的人,以瘦弱著称,出现的次数并不比后期的三个喜剧作家少,这个新的动词似乎并不是他们发明出来的——philipidousthai——这个词来自于腓力匹德斯的名字。
与公民们必须面对的经常的政治和法律危机相比,我们上面说的所有这些戏剧的发展还是显得不那么重要。实际上,公开的和有时是极为时髦的嘲讽会成为一个天性高贵者改进自身的动力。但是,要更加准确地作出判断,我们就需要找出到底有多少值得尊敬的人暗地里沉默地下决心放弃。远离国家,接受贫困,在这个时期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清楚的趋向;但是没有人知道人们的自觉性被破坏到了何种程度,以及文明的社会生活和诗歌所赖以存在的环境被破坏到了何种程度。
总而言之,旧喜剧和中期喜剧只是一直盛行于雅典的一种讽刺能量的独特而正式的排遣方式,原因仅仅在于常规性的工作已经被对公共事务——也就是对其他人——的持久关注取代。嘲讽的精神,不论是柔和的还是严厉的,似乎已经统治了所有的社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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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温· 穆瑞
这是一部个性十足、智力强劲的史著,就像柴科夫斯基的乐曲好听好读,容易把读者引入耐人寻味的分析和概括而不能自已,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认识古希腊文化的意味深长的入口。
——郭小凌
布克哈特此书后来的影响表明,维拉莫威兹的批评是有失公允的。时至今天,我们对希腊文化一些根本特征的理解实际上恰恰是来自于布克哈特的这本著作。
——黄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