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权力膨胀的现象普遍存在
　　我们谈到三种不同的国家形态。第一种形态的民族国家最早兴起。以普鲁士和俄罗斯为例，这两个国家本身国力微弱，为了在列强圈子中争得一席之地，动用国家的全部资源，建军也建国。这样的国家，政府的权力笼罩一切。普鲁士和俄罗斯能够在短期之内与英法抗衡，就是以民族国家的诉求，举国一心，建国图强，遂造成民族主义的传统。
　　同样，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将一个东亚岛国建设成为亚洲唯一的近代国家。明治维新的领袖人物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排除一切异己，凝聚企业集团、官僚分子和军人三种力量，构成一个三合一的权力集团。最后军人力量独占胜场，用赤裸裸的暴力杀害了自由派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然后，日本倾全国之力，利用中国东北地区、中国台湾和朝鲜的资源，以及中国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入时的赔款，很快地建设成为一个军事大国。这几个类型的民族国家，都是诉诸民族情绪，用强有力的政府组织和建设，后果当然是政府的权力极大，无人可以挑战。
　　第二种形态，是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形态。它们表彰社会契约论，以国民个人的自由意志组成宪政的政府。这种政权，在建设和发展之中，为了保障民权，都尽可能缩减政府的功能。他们也设计了分权制衡的制度。美国立国之初，根据汉密尔顿等人的主张，就是建立一个小权力政府。在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的划分上，他们也尽量减缩中央权力，避免中央干预地方事务。英国亦复如是，国会是权力的载体，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国会也随时可能解散。英国有民主的传统，民间的声音可以挑战政府的决定。这一些以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为基本诉求的民主政体，本来可以避免政府膨胀的趋向。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和战后，它们的政府权力也曾经大为膨胀。关于这一部分，我们后面再详细讨论。
　　第三种形态，是社会主义国家。以苏俄和中国为例，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有一种使命感，一则是求得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二则是求得集体的安全和社会公义——这是为了弥补第二类型国家的缺陷，亦即虽有个人自由，但缺少社会公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是以革命作为手段取得政权的。革命本身就是暴力性的，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要以强制性的权威，动员全国力量改造和组织一个新的社会。其最初阶段的理想，还包括推广社会主义革命于全球。这种国家的政府权威，必定高于第二类型国家，政府动员全国的资源和力量达成建国目的的效率和速度也确实是极为惊人的。比如说，列宁革命成功以后，虽然经过内部的争斗—尤其与“托派”的斗争，使得红军的革命力量大受损害，然而，苏联还是可以很快地建设成为工业化程度相当高的国家。也因此，苏联能在二战中以强大的军队、雄厚的工业资源和力量，抵抗希特勒的进攻，最终获得胜利。
　　以中国为例，中国近代史的后半段，从辛亥革命一直到1949 年，是民族国家的形态。为了救亡图存，政府也尽量扩张 自己的权力。在 1949 年以后，政府统治力量之强大人所共知， 即使中间经过多年的动乱和停滞，近三十年来的发展也是极为 惊人的。
　　这种第三类型的国家，政府权威的膨胀无疑史无前例。第三类型的国家，本来就是第二类型国家的对照面——资本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的理想虽然互相挑战，互相竞争，但它们也是一对共存的双胞胎。这两种形态在发展过程中也时时刻刻因对方而有所调整。以美国而论，罗斯福新政就是受了社会主义理想的影响，以和缓的手段节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推行社会福利，以缓和社会的对立与冲突。英国工党逐渐壮大，终于与保守党并立取得国会主要地位，其中，当然也有费边社一贯的推动，将工人运动和议会政治结合为一，推行了社会福利。 欧洲许多社会福利国家，在20世纪，几乎都曾经历类似的过程，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结合成为一个界于两者之间的混合形态—既保持自由的市场竞争，也顾全基本的公平分配。
　　战后许多新兴的民族国家，有的模仿第二类，有的模仿第三类。基本上，它们都是持民族自主的诉求，摆脱了殖民地的约束，寻求自身的独立。这些国家在建国之初就以获得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自主为最高目标。它们走的方向，也是和前面讲过的德国、俄国、中国、日本相似。其中有些国家模仿殖民宗主国的制度，例如菲律宾模仿美国的国会制度，印度模仿英国的国会制度，但这两件仿制品离英美本身的原样相差很远。这些国家动员国力的能力基本上并不强大。模仿第三类国家的新兴国家，例如古巴、越南、朝鲜，政府权力庞大，但往往并没有成功地动员国家资源的能力。
　　国家权力膨胀的现象，我们应当注意。第二类国家的情况，即英美形态民主政治，本来要标榜小政府及个人自由的，居然也逐渐呈现了国家权威膨胀的趋势。这些发展的趋向，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前、战后许多国际冲突有关。从19世纪末以后，世界不断地有战争。如同前一章所说，列强争斗的基本原因是争夺资源和市场。战争之中，以英美为例，要赢取战争，必须面对战时紧急状态，动员全国力量，这就开启了国家权力膨胀的门户。战争过了，这一趋向积重难返，掌权者仍会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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