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尽管宗教对东方国家现代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现代化的目标和对社会根本的变革的总体效果而言，毕竟有重要的负面作用，而且不可低估。在印度如此盛行宗教的国家，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无疑是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美国学者F.R.弗兰克尔对印度1947-1977年三十年的政治经济作了一番研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是必须首先摧毁陈旧的宗教观念、文化模式和社会结构，印度经济问题只有靠直接向有产种姓和有产阶级发动进攻才能得到解决。”
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一体化的不可逆转，印度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一现代化的第三次大的浪潮之中。“当今的印度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思想观念上正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变革就像是缓慢进行着的革命，既充满了痛苦，又充满了希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印度就像是一只背负着重物的巨象。众多的人口构成了它庞大的身躯，而它庞大的社会躯体上的重负则是其传统性和多样性。”
但由于印度传统文化的极端顽固性，这使得它在现代化的发展的道路上步履艰难而又缓慢。这股强大的印度教复兴思潮，其强劲的势头几乎势不可挡。对其利弊、福祸评估目前似乎为时尚早，但是它显然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是对现代化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和异化状态的反应”。从世界总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印度教思潮的复兴只不过是印度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插曲而已。它只有一个解释，即：在印度传统的社会结构依然没有彻底打破，包括一部分新兴中产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仍然深深地处于传统文化的束缚和影响之中，传统意识观念和势力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现代化的变革显然需要付出更为艰难的努力，任何重大的自上而下的变革在具体实施时总要面临传统势力和思想的挑战和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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