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论重点突出了这种道德意识并且把它公开化。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表明的那样，后结构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起源本身即可理解为，对所洞见的大屠杀和帝国之后的欧洲人文主义的不足之处的一种反动。尤其是对于法国知识分子来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更是将下述矛盾极度尖锐化，即一方面是基于自由、民主和博爱等普世的观念基础上的法国共和国，另一方面是维持法国在北非的殖民统治当中所体现出的暴力和折磨（Young，R.2 001，411-426）。同时，对于当下现实复杂性的认可，增强了再现过去的责任意识，上述认可部分程度上是由于文化理论所引起的。皮埃尔·诺拉把过去与现在、记忆与历史之间的断裂，视为当下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这种断裂性要求提高而非降低对历史阐释政治学的敏感度。正如格里格·德宁在下述判断中扼要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知识无法逃出政治学，但是那种政治学不是存在于过去之中，而是在于当下之中”。该项陈述令人联想起文化理论的伦理学（De-ning1992，178）。
然而，或许对于历史实践而言，文化理论最为深刻的含义在于矛盾情绪的观念，这一点在德里达和利奥塔的作品中略有体现，但在巴巴、斯皮瓦克和庶民研究中相关的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中，得到了全面阐释。正是矛盾情绪支撑了对实证主义的拒斥，实证主义是受因果关系主导的历史，它受制于普遍规律和范畴，并且受到单一的、统一的逻辑所驱动。矛盾情绪的概念包括，认识到不存在仅此一种的阐释历史事件或者历史进程的正确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阐释都是等同的；证据、融贯性和合理性问题仍然有待于争论。在文化理论之后，不可能回归到阐释的绝对主义上，因为不言自明的是，总是存在其他观察和理解的方式。矛盾情绪还代表了文化理论中最为一贯的热望，即揭示、动摇和超越诸多西方知识似乎奠基于其上的二元性：自我与社会、具象与实在，甚至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而男性女性之间的对立，正如朱迪斯·巴特勒的研究以及第七章揭示的同性恋理论中表达的一样，它也是最为持久和最“自然”的区分。历史分析在这样批判性努力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它的方式是通过研究对立、排斥以及等级制等如何被构建成如此样子，换句话说，就是通过研究哪些话语和调节机制，在哪些条件下被构建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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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托什（John Tosh），罗汉普顿大学历史学教授
对于该领域旁征博引，明晰而又公正的审视。
——彼得·伯克（Peter Burke），剑桥大学文化史荣休教授
本书为近四十年来英国历史学识和历史编集中的争论提供了浅显易懂的指南，自始至终睿智而深思。
——詹姆斯·弗农（James Verno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