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域”以及“近代的公共性”的概念一概没有论及。①
然而，这样的误读无论有多么荒唐，就其实质而言，正如这位被误读者一语所道破，它“也许是现在中国历史研究动向的一种表现”。在我看来，这一动向，就是中国学术界力图在中国内部寻求一种类似或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的趋势和潮流。其源头所自，恰恰又是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端于美国中国学界的有关中国历史时期之“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研究。笔者对此一潮流及其在中国大陆学界的流播与演变曾有简要的梳理，兹不赘述，②但当时未及明言而此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样的一种讨论，主要的或大部分都与包括救灾备荒在内的慈善活动或公共事业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
早在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孔飞力以其关于长江中游地区太平天国战后重建的研究，率先揭示了地方绅权扩张与清末自治运动的关系。尽管他所强调的是地方军事化带来的影响，毕竟也涉及到有关地方安全的公共事业问题。兰金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即“非政治化”的民间慈善和灾害救济领域，对浙江地方精英能动主义与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民主运动及政治转型的关系进行了当时看来极具开创性的探索，进而对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产生决定性影响；后者一改其第一部汉口研究专著中的“反韦伯的韦伯”的立场，直接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引入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其所谓“近代早期”）汉口城市社会福利与公共事业建设之中，且反复强调他的研究与兰金的相似之处，从而在国际学界引发了一场至今仍在持续的讨论。不同的是，兰金是以下文将要探讨的晚清义赈为突破口，从一种跨区域宏观动员的角度，来显示浙江地方精英的能动主义精神，以及在随后的内忧外患刺激之下如何越出慈善公益活动的范围，直接进入政治抗争的阶段，即地方精英活动的政治化过程；罗威廉则将焦点集中在汉口本身的社区认同与社区建设之上，描绘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商人如何在其移居地导致空间格局的新变化，进而在社会福利与公益方面建设公共领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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