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梓，本名徐勇.1962年12月出生于湖北京山198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6年在华中师范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从1986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2004年4月，转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工作，历任副教授、教授。现在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国历史文献索引》、《从黄帝到崇祯》、《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中国文化通志·家范志》、《元代书院研究》，主编《中国传统训诲劝诫辑要》（10种）.《中国科举制度研究》（主编之一），编注《蒙学辑要》（4册），主编的中小学教材有《历史》（2册）、《传统文化》（8册）、《小学国学经典教材》（12册），发表有关史学理论、历史文献学和中国传统教育方面的论文近百篇。

　　《教育与社会、文化变迁丛书（第1辑）：现代史学意识与传统教育研究》收录了24篇有关史学理论、史学史和传统教育中有关科举制度、古代书院和孔子与教师的文章，是作者在相关领域中的代表之作，其中不少篇什都在学术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文章的内容既涉及古代，也涉及现代；既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理论文章写得神采飞扬，考证文章写得严谨扎实，体现了作者“中外比较，古今沟通，史论结合”的学术追求。

　　在历史文献学的各分支学科中，校勘的历史最为悠久，成就也最大。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的情况已是难详了，继刘向、刘歆父子卓有成效的工作之后，历代的文献整理，无不以校勘为主要内容。在长期的实践工作中，历代学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摸索出了一些公认的原则。如书籍必经校勘而后可读、校书不可以逞己意轻于改字、宋元旧本可贵但不可尽信，等等。但对于作为校勘学核心内容的校勘方法，人们只是习惯性地运用，而少有论述，即使论述，也或此或彼，不成系统。这一切，必待陈垣的校法四例出后，方才百川汇海，万流归宗。
　　陈垣的校法四例首先是对校，也就是用同一著作的祖本或别的版本相互校勘，这是一种最早出现、最简便、最机械的方法，也是校勘必须首先考虑的方法。它不参己见，也不论是非，只是注意彼此的异同。其次是本校，即一书前后相关（相同或相近）的内容，相互比较，参稽互证，从而抉择其异同，知其中之是非。在没有其他校勘材料可供利用的情况下，最适宜于用这种方法。再次是他校，即以记载相同材料的他书以校本书，本书的材料无论是采自前人，还是为后人所引用，抑或是为同时之书所并载，都可以用作校勘的材料。这是校勘中最费心力的一种方法，非有广博的知识，难以利用这种方法。最后是理校，这是一种最高妙的方法，也是一种最危险的方法。在没有古本可作依据，或者诸本互异而无所适从的情况下，就只好靠这种方法评定高下，论定是非。博学通达之士运用此法，往往能得出与古本相契合、令人叫绝的结论；而浅薄鲁莽之人运用它，则适足以混淆是非，造成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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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史学理论
史学与现实
伟大历史学家的特征
当代史研究的困厄和优势
史学的统一体消失在学科的多样化之中
史学危机：症结与超度
我国历史哲学研究中亟待克服的偏向

第二编 西方史学
非“非‘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把历史研究引向长远和深广——读费尔南·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
弗洛伊德与现代文明

第三编 中国史学
为了学术积累和学术创新
陈垣史学的总结性特征
陈寅恪史学的民族文化特征
张舜徽先生史学的总结性特征
张舜徽先生学术的教育意蕴

第四编 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与士人心态
科举制度对公平的追求及其对自身的戕害
传统学校教育与人才选拔的关系

第五编 古代书院
书院祭祀的意义
宋朝遗民与元初书院传统的弘扬
朱学与元代书院

第六编 孔子与教师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