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艺、身体及其相关的技术方面，明清时代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出现了内外之分，武艺技术的内外之分据说始于隐士张三丰（峰），而最早记录张三丰内家拳技术和源流的人则是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因之，“内家”与“外家”的技术之分，又不可避免地与明末清初的鼎革之变发生了关联。赵丙祥发现，武艺、武术内外家区分的“技术区域”首先出现于浙东地区，后来才逐渐波衍到华北，这与明清之际思想学术领域发生转型的大背景有关。明中叶以后，阳明心学颇为流行，十分注重内心世界的自省，以有别于宋学对外部之“理”的认知路径，故影响到了对武林技击技术的理解。内家拳强调“以静制动”，区别于北方外家拳的刚猛理念，当与此大背景有关。武术技击中隐喻的“内”、“外”之分甚至投射到了明清之际遗民素持的“夷夏之辨”传统言说中，即华夏世界的“内敛”刚毅与外番“满人”的外向野蛮气质构成了一种对峙关系，对“内家拳”谱系的弘扬成为哀挽明代自由讲学风格的一种寄托记忆的方式，对张三丰形象的重塑即有此悲凉之心结在。
当然对武学内外之别区域背景的考察只是文章的主题之一，其论证的核心之处乃是在于通过对张三丰“身体”形象的细致观察，重构明清“隐士”与“皇权”政治的互动图景，作者仔细分析了由文字、肖像和碑刻所塑造出的张三丰的两个身体。在武当山道士的笔下，张三丰是道士仙人，其重要的身体特征是手握一把“矩”（方尺）。在古代代表“方”，其手中之矩喻示着沟通天地的能力。它和道士头上的髻（代表圆）相对应，实现天地阴阳的交会。而张三丰的另一幅画像则头戴斗笠，手持行杖，杖头是个尖嘴锄，可能具有药锄的功能。这些特征说明张三丰还扮演着“隐士”的角色，从而引申出作为道士（仙人）及“隐者”的张三丰，其双重隐喻形象与皇权的权威系统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对应关系。作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是，隐士与皇帝之间犹如嫁娶的关系，皇帝以科举诱惑士人，但一个隐士若脱离山林，应召于朝廷，往往为同道所不齿，犹如女性的失贞。故“隐士”必须与帝王建立起另外一种“隐性”的姻亲关系，以别于进入宫廷的士人。隐士和皇室的关系不仅是精神性的，还是物质性的。明代皇室曾经向武当山赐赠了大量物品和封号，武当道宫不但在皇室支持下才得以建立，其中的神像、道像、供签、神幡等不计其数的日常用品与土地用度均由皇室赐予，犹如婚娶的嫁妆，隐士（道士）给予皇帝的物质回报，一是“方药”，二是“贡物”。明成祖寻访张三丰的目的中就包含有寻药的动机，武当山还有向皇帝进献榔梅的惯例。
武当山的空间秩序也是被朝廷按照官府科署的方式加以营造的。张三丰的坐像位置被安排于遇真宫中，遇真宫之上是真武殿即最高金殿，在空间格局上，通过张三年身体坐像划分内／外之别。其坐像身体的另一个特征是右手裸露，左手藏于襟袖之内，按右尊左卑的原则，隐喻着张三丰沟通神界（右）与俗界（左）的媒介功能，而皇室对武当山宫观格局与张三丰坐像位置及身体姿势的安排，又喻示着张三丰成为沟通皇权与真武大帝的媒介。张三丰的身体于是被赋予了诸多意义：一方面它游离于世俗日常生活之外，代表隐逸的士人，其道士的身份也昭示着其在野的形象；另一方面，由于张三丰代表着玄天上帝，这表明皇权只有在对道士与隐士表现出足够的敬意时，它才能获得来自神意授予的统治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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