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保成，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主要著作有：《隋唐五代史学》、《郭沫若评传》、《中国隋唐五代思想史》、《中国隋唐五代政治史》等。

    《龙虎斗与马牛风：论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家》所论为广义新史学，既包括王国维“开山”的“新史学”，又含有郭沫若“开辟草径”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且多发此前不为人知或不被注意的新旧材料，考论其未曾深涉或长期规避的一些问题，带有探幽发微的性质，有别于其他关于“新史学”的著论。
    最精彩之处，在“神游冥想，与痒痒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纵论各史学大家，详述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郭沫若等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理路。并且，注重历史细节，状写陈垣和郭沫若的晤面，郭沫若造访史语所的生动场景，以及郭沫若与陈寅恪之间的恩怨纠葛，深入人物内心，对历史悬案给出新的解释。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成果被窃据之后，出现一股尊孔复旧的逆流，新旧思想的碰撞、中外文化的交锋更加激烈起来。由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轮流主持编辑的《新青年》杂志，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掀起影响久远的新文化运动。
    1919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新潮》杂志，以“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国学保存会成员、北京大学教师刘师培、黄侃与学生张煊、罗常培等，沿章太炎所用“国故”一词成立国故社，“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3月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所刊文章全为文言，不用新式标点。
    同年5月，毛子水针对《国故》的宗旨，在《新潮》1卷5号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论述什么是国故、国故在今日世界学术上的位置、国故是应当研究的么、研究国故的人所应当知道的事情以及我对于国故和国故学的感想五个问题。《新潮》主编傅斯年在文章结尾处写了一段“附识”，认为“研究国故有两种手段，一、整理国故；二、追摹国故”。“整理国故”一词，在这里第一次被提出，指“把我中国以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明确指出：“国故的研究是学术上的事”，“不是主义”，“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随即，张煊在《国故》第3期发表《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对毛子水所论问题进行驳论。8月中旬胡适写信给毛子水，10月毛子水在《新潮》2卷1号发表《（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将胡适来信附在后面。胡适提出“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12月，胡适在《新青年》7卷1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整理国故”被赋予新的意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谈“新思潮的运动对于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持什么态度”时，胡适表示反对盲从、反对调和两种态度，说“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功夫”，并将“整理国故”的步骤分为四步：“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

第一编
一 谈20世纪前半纪史学的几个问题
二 20世纪前期两次关于“国学”与“国粹”、“国故”的论辩
三 学术史视野下的社会史论战
四 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第二编
一 王国维的杰出贡献与学术影响 
二 援庵先生学术三题
三 陈垣、陈寅恪学术比较J
四 从“神交”到“握手言欢”：郭沫若与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年
附：署名“鼎堂”的遗闻趣事
五 郭沫若与陈寅恪：“龙虎斗”与“马牛风”
六 郭沫若与容庚：从“未知友”到“文字交”
七 郭沫若与田中庆太郎：“亲若一家人”
八 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九 从尹达致傅斯年的一封信说起

第三编
一 “李杜并称”与“扬杜抑李——兼论郭沫若的李杜研究
附：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的“苦心孤诣”
二 《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文中的资料并非从冯家异那里得来
三 再现历史画卷的成就——郭沫若对史剧与史学关系的探索
附：关于郭沫若美学的通信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