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留美归来的沈祖荣、戴志骞、胡庆生等发起了“新图书馆运动”，抨击传统藏书楼的旧习，鼓吹仿效美国公共图书馆，建成新式的中国的群众图书馆。1917年至1919年间，沈祖荣等携带着各种影片、模型、统计图表等，奔赴全国各地，猛烈抨击藏书楼的陋习，广泛宣传图书馆的功用。其足迹至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河南、山西等地。
在北京，戴志骞也极力宣传他的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刘国钧曾这样评价他：“亦相继以新图书馆运动号召于时，西洋图书馆之办法与理念，乃渐为国人所重视……美国式之图书馆观念遂逐渐靡布全国。与民国初年步趋日本之趋势对立。”
而在南京，金陵大学的李小缘等也为此运动呼应。当时新图书馆运动形成了武汉、北京、南京三个中心，并辐射了全国大部分省份。
1920后，韦棣华女士多次奔赴华盛顿，为促使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将庚子赔款余额退还中国的议案，以用来发展图书馆事业。她在美国奔走呼号，最终促使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鲍士伟博士来考察中国图书馆事业，进一步掀起了新图书馆运动的热潮…。
其实，掀起运动“热潮”的推动力，远不止这三拨人的奔走呼号，而是各种社会力量的集合，后文会详细地加以分析。
图书馆运动的结果，是各地公共图书馆从无到有，以较快的速度得到普及；旧式的藏书楼逐步转变为向社会开放的新式图书馆；美国式的图书馆管理和服务理念得到流行；社会各阶层，包括政府官员、平民百姓、知识分子的图书馆意识有所加强；图书馆研究得到重视，图书馆的社会地位也得到较大提高。总之，使公共图书馆以较快的步伐踏入了社会。
沈祖荣对当时图书馆的社会影响也有过描述：“全国各高等教育机关，其收藏丰富，馆舍美丽完备者，几成为必然之通例。学者与教育家，常以其本乡本土完备之图书馆设施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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