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圈之院校区域化
在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中,校友、老乡是重要的人脉资源,也是深入交往的基础,在记者圈也不例外。记者入行最基本的学历要求是大学本科,因此,校友成为新记者初入行时的最重要的人脉资源。
记者入行之后,同事成为其新的人脉资源网络。这点和其他行业相似,如国际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的离职员工有个联系网络,互通信息,也相互提供帮助,这就是典型的同事人脉网络。由于记者群体的流动率比较高,旧同事人脉关系日益显得突出和重要。
总体而言,记者群体中少有唯校友是举的现象,还是十分看中记者自身的新闻素质。但由于新闻行业为实践性较强的领域,名校生在把握机会上占尽优势,从而形成了一定的记者的院校派系之分现象。
国内的新闻教育普遍滞后,因此在理论基础上,全国各大新闻院校的毕业生素质差距并不大。但是就实践能力看,差距十分明显。新闻是一门实践性十分强的学科,一名新记者的成长需要通过实战才能进步。这也是知名媒体记者成长迅速的原因之一。这有点类似医生,一名新医生如果被分配到三级甲等医院工作,由于见识较广,一般比分配到低一级医院的同学成长要快。
在机会上,名校毕业生则占尽优势。像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广州日报这些强势媒体集团基本上只向北大、人大、复旦、南大、武大等10多所名校招聘毕业生。国内名校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新闻事业发达,也使得毕业生有较多的选择。
新闻院校学生一般有半年的实习期,他们选择到心仪的媒体去实习,进而寻找到机会留下来工作。笔者读大学时,就有师兄想进《珠海特区报》,于是他先到那里实习半年,表现不错最终留下来了。名校学生在实习方面也占优势,既可借助校友资源联系上好的媒体,也可抓住媒体来学校招收实习生的契机。2001年年初,《21世纪经济报道》上海新闻中心在复旦大学招聘了几个实习生,其中几个表现优秀,最终签订了劳动合同。经过七八年的打磨,他们中已经有人做上了杂志的主编或知名公司的公关总监。
在党报一统天下、媒体内部人事制度未放开之前,媒体多倾向于向当地的新闻院校招聘毕业生。即使是中央级媒体,地方驻站记者也主要招聘当地新闻院校的毕业生。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上海分社,其新进记者多来自于上海本地的院校。
如此一来,媒体中的院校区域化现象十分明显。如在上海的媒体中,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占主流,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新闻系毕业生主要分布在江苏全省各地的媒体,南昌大学新闻系和中文系毕业生掌控了江西大部分的媒体。
不过,广东和北京的媒体有点特殊。北京的媒体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生为主,在党报体系、新华社体系中为数不少。但是,由于北京的媒体众多,人大的毕业生不够用。为此,北京的媒体一直有从京外高校招聘学生的传统,因此使得北京的媒体记者出身比较多样。但总体而言,人大的毕业生在北京的媒体中占据主流。
广东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媒体发达,但当地毕业生多对从事新闻工作不感兴趣,加上中山大学没有新闻系,导致广东的媒体也从外地大量招聘采编人员。但总体而言,中大、暨大、人大、复旦、北大、南大在广东的主流媒体中具备实力,一些二三流院校的毕业生在广东地市一级的媒体较多。
在新闻院校中,不能不提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前身为北京广播学院,是国内知名的专业新闻院校,为广电领域的“黄埔军校”,其毕业生多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电视台、电台。浙江传媒学院在南方也有一定实力,但其毕业生主要在二、三线城市工作。
由此可见,京沪穗三地媒体竞争的背后,其实也是国内几所名校毕业生的竞争——在上海为复旦,在北京为人大,在广州为中大。电视台、电台这块则为中国传媒大学所垄断。
在记者群体中,党校出身的也不少,但主要集中在体制内媒体中。媒体作为知识密集型单位,对记者编辑的文化教育程度要求比较高。但在体制内媒体中,不少采编人员是通讯员出身,有的老记者并没有接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于是,在走上工作岗位后,这些记者往往会参与党校学习,从而拿到文凭。
记者初入行时,学校的知名度和校友资源会起到重要作用。但一旦进入到媒体之后,个人的天赋和对工作的投入则决定其发展前途,院校出身的影响力作用不大。
评价记者是否优秀的标准在于其文章。为此,在一些市场化媒体中,普通大学的毕业生照样能够得到快速晋升。如《2l世纪经济报道》的编委王云帆毕业于苏州大学,凭借其出色的能力很快被晋升为编委。
不过,一旦记者成长之后,面临晋升、转型时,其学历背景则会发挥一定的作用。在记者群体中,同院校的毕业生往往会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而媒体高层的录用,所看中的不仅是业务能力,此时校友资源的作用则会凸显。长此以往,有的国内媒体会逐步形成由某院校主导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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