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阐述英国传媒政策及其近期转型的学术成果中,英国学者托尼·普若瑟(Tony Prosser)在《欧洲传播杂志》上发表的题为《英国的公共广播及其放松管制》(1992)的文章和英国斯特林大学的吉利恩·多伊尔教授的专著《媒体所有权》,堪称较为典型。普若瑟的文章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英国广电传媒领域中一系列放松管制的政策措施,探讨了1990年广电法的实行(Broad casting act),并认为“英国政府的这场改革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广电业达到最初提出的‘市场基础’的目标”。①吉利恩·多伊尔在《媒体所有权》中,分析了英国1996年广播电视法及其对英国广电传媒业发展的导向作用,在分析1996年法案引入的新措施带来的益处的同时,也对英国存在某些传媒所有者势力过分强大的问题,提出了批评。②关于德国的传媒政策及其新近变迁,的《市场权力的媒介研究》(1993)探讨了市场权力因素在传媒政策沿革中的影响的《商业还是公共电视》对商业电视和公共电视之间的博弈进行了分析。有关法国传媒政策及其沿革的论著中,Serge的《法国公共电视走向终结?》(2008),R6my-MASZEWSKI的《法国的视听传播政策》(2001)对法国的视听传媒(即广电传媒,法国往往称之为视听传媒)政策进行了整体性的阐述。这些学术文献,对西欧主要国家的广电传媒政策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阐述和分析,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和深刻的观点。但是,如前所述,西方学者的这些研究立足于西方社会,这些研究没有也不可能就西欧的经验对中国的启示问题展开深入探讨。<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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