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对媒介融合的推动作用突出地表现在新媒体上。以数字技术为例，数字技术是新媒体的基础技术，也是推动新媒体与其他媒体融合最关键的技术形式。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这样解释数字技术的作用：数字化生存是生存和活动于现实社会的人进行信息传播和交流的平台，不过，这个平台是借助于“数字化”构造的，虽是虚拟的，但却是真实的而非想象的，是一种“真实”的虚拟空间。①正是由于数字技术的这种虚拟性和建构性，才使得采用数字技术的各种新媒体形态能够相互交融、互相贯通。
网络技术也具有同数字技术一样的虚拟性和建构性，无论何种媒介，只要采用相同标准的网络技术，都能够实现互联互通。IP技术是最重要的网络技术，它的成熟和普及应用实际上实现了网络媒体产业的基础技术标准的统一。“由于IP技术的发展，世界电信业才有了发展的可能性，使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不断走向融合。”②
（二）市场竞争为媒介融合提供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
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处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市场环境之中。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市场环境中，各种媒介形态之间必然存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各媒介主体为节约成本、优化资源配置而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从而实现媒介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不同媒介在集中优势资源发展核心产业链的同时，也在技术、功能、内容、服务等各方面相互渗透、相互融合。
媒介融合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也是市场竞争的起点。媒介融合所带来的竞争优势是实现媒介融合的内在动力。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媒介产品实质上是信息产品或知识经济产品，它可以无限制地、几乎零成本地进行复制、售卖，而且可以无差别地进行重复使用。媒介融合可以充分利用媒介产品的这种特点，即通过媒介融合，媒介可以在信息采集和制作成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不同信息产品的表现形式和售卖方式来实现利益最大化。
（三）后现代文化特征是媒介融合的深层诱因
美国著名后现代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认为。“二战”后的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时期，其文化准则就是后现代主义。詹姆逊指出，现代主义的病状是隔离、孤独、疯狂和自我毁灭，而后现代主义的病状则是零散化、碎片化和缺乏自我；后现代主义时期的文化呈现出多民族、无中心、反权威、叙述化、零散化和无深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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