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丽娟，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人，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198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99-200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2010年考入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现为清华大学在读博士。2001-2010年担任中国戏曲学院基础教育部思想政治理论教研室主任。2010年起担任基础部科研与研究生工作教研室主任。2006年被列入北京市教委“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承担课题《对外文化交流与新中国外交》。迄今发表论文、出版学术著作20余万字。研究方向：新中国外交发展史及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史、大学生思想教育。
    本课题获得2006-2009年北京市教委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的支持。

    笔者在中国戏曲学院工作，在和一些前辈艺术家、教师和学生们聊天时，常会听到他们说起在国外演出时轰动的场景，源于自己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并以新中国外交作为研究方向，因此意识到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艺术在增进国外观众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理解方面一定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这对于沟通双方之间的感情、推动国家关系发展、树立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是有帮助的，因而有意识地去查找了一些资料。果然，在新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中，戏曲艺术格外引人注目。据不完全统计，从新中国成立至1991年，中国共派出各种纯戏曲艺术团体179起，占同期整个出访艺术团的19.6％，另外在一些综合艺术团体中，也有不少戏曲节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戏曲艺术在世界艺术舞台上更加活跃。但在查找过去报刊中有关中国戏曲在国外演出的盛况时，常常只能看到比较简单的介绍，有的只写谢幕多少次或者鼓掌达多少分钟。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也发现，中国杂技、歌舞、电影等艺术同样深受外国观众喜爱。笔者感到自己有责任去收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特别是抢救前辈艺术家进行对外文化交流时的感受和国外的反响等一些鲜活的史料。
    从2006年起我承担了《对外文化交流与新中国外交》的科研课题，该课题得到了北京市教委和中国戏曲学院的支持和帮助。完成这个课题的关键是要通过对当事人进行采访，整理出一些对当时的背景、语境和场景及个人感受所描述的材料，以弥补文献资料的缺失，再现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些历史片段，研究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和规律，尤其是与新中国外交的关系。为了收集整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我先后拜访了有关的戏曲艺术理论家、作家和表演艺术家，如王文娟、马少波、张春华、江新蓉、张玮先生等。杂技艺术由于没有语言障碍，又惊险刺激，老幼咸宜，是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艺术形式，我拜访了著名的杂技表演艺术家金业勤和夏菊花先生。我拜访的很多艺术家均年事已高。拜访王文娟老师时，王老师已81岁，且正值其爱人孙道l临老师病重住院，王老师抽出宝贵的时间和我谈了两个多小时，过后又给我邮来了资料和照片。马少波老先生已91岁高龄，马老和我谈了三个多小时。因为当时有两份重要文件没有找到，他又给我打电话约我再去谈，第二次去他不但让我看到了那两份资料，而且又补充介绍了一些对外文化交流方面的情况，尤其是介绍了周恩来总理对此项工作的重视。为了增加我的感性认识，马老还拿出了当年在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穿的西装，告诉我周总理强调在穿戴上也要展示出新中国的面貌，晚年时马老不愿意别人为他录像，但在讲到周总理的那一段，应我的请求，破例让我录像了。马老因白内障看不清东西，可我第二次去时，他却把五六《对外文化交流与新中国外交》中我需要看的地方都夹上了纸条（我了解到他是让家里人读给他听并帮他做的），他让我读，订正了书中有错误的地方。马老还特别谈到当年许多人认为京剧文戏因为有语言障碍不适宜出国演出，他说：周总理说不要低估了外国观众和专家的欣赏水平。他还谈到了1955年在北欧演出时，周总理叮嘱他告诉艺术团成员在瑞典街上不要走得太快也不要走得太慢，走得太快会让人当做小偷或者日本人（其时日本人在瑞典人心目中形象不好），走得太慢会妨碍别人走路。84岁高龄的张春华老师和我谈了半天的时间，后来他又约我去谈了半天。江新蓉老师除了给我介绍自己参加世界青年艺术节的情况外，还把获奖的金质奖章拿出来给我看，让我拍照。金业勤老师讲了当年在国外演出期间发生的许多动人的故事，金老师约我第二次去时又给了我一些文字资料。正值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夏菊花老师在休息时间和我谈了两个多小时。另外我还拜访了当今对外文化交流中成就突出、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艺术总监邰丽华，邰团长介绍他们的节目追求纯净性，走向人性、和谐和美好，是残疾孩子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再现，在国外演出结束时，经常出现观众排着队和艺术团的每个孩子握手告别。

    6.中国图书向世界推介
    顺应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需要，向国外主流社会全面、深入介绍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更有效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多语种翻译出版工作迅速发展。1978年至1990年的13年间，全国共出版翻译类作品2.85万种，而1995年至2005年的9年间，翻译类新书（不包括重译和多译本译著）就猛增到11.66万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中央文献、外交文件译成多种外文，传向世界各地；《四书》《五经》等中国古代及近现代经典以及诗词曲赋、小说、戏剧等各类文学名著，像《论语》、《道德经》、唐诗、宋词、元曲、《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也被介绍到世界很多国家。
    2004年，中法文化年，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了第24届法国图书沙龙。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提供资助，法国出版机构翻译出版的70种法文版中国图书，在沙龙上展出并销售，受到法国公众的关注。短短六天时间，这些图书的三分之一售出。于是中国推出了旨在向世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反映中国变迁、让世界了解认识中国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采取了向国外出版机构资助翻译费的办法，降低了国外出版机构的翻译成本，提高了翻译质量。法文版的《李白诗集》、《杜甫诗集》、《三国演义》，英文版的《宋词三百首》、《论语》、《西游记》、《聊斋志异》，西班牙文版的《红楼梦》，俄文版的《中国当代小说散文选》，等等。“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在四年里共资助出版中国图书翻译项目990种，1381部，涉及36个国家，21个文版，156家出版社，推荐目录的图书已达2000多种，其中逾千种图书，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读者手中熟悉的母语版中国图书，这项计划很好地发挥了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示范作用。
    语言与文字差异成为今天拦在人们交流之间的主要障碍。版权国际合作有助于国际社会深入而持久地了解中国文化。在首届中华版权国际合作推进会上，俄罗斯凤凰出版社一次性从中国引进了《孔子与世界》等75种图书的版权，写下了中国一次性对一个国家集中输出版权图书种类最多的记录。山东出版集团将“走出去”列为集团发展五大战略之一，孔子和儒家思想成为对外推介重点。

前言
第一章 对外文化交流在新中国外交第一个发展时期的作用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
一、树立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
二、增进人民之间的了解和感情
三、发挥建交“开路先锋”和“先行官”的作用

第二章 对外文化交流在新中国外交第二个发展时期的作用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
一、加强了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友谊
二、推动着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发展
三、增强了香港同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四、在中苏关系不正常时发挥特殊作用

第三章 对外文化交流在新中国外交第三个发展时期的作用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
一、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二、伴随着中日关系走向建交
三、巩固和发展与新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

第四章 对外文化交流在新中国外交第四个发展时期的作用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
一、树立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
二、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
三、有助于为改革开放营造良好的周边和国际环境

第五章 对外文化交流在新中国外交第五个发展时期的作用
（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
一、在特殊的情况下打开了外界了解中国的一扇窗户
二、有助于消除疑虑与恐惧，化解“中国威胁论”
三、构建和维护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
四、有助于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

第六章 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国的软实力
一、增强了中国模式的吸引力
二、增强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
三、增强了和谐世界价值观的吸引力
结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