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源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其《启蒙的辩证法》[1]中对文化工业的否定性批判。本来是学术界在“文艺学”或“艺术批评理论”领域里讨论的问题。《文艺报》就曾经组织过这样的一次关于“文化工业”的研讨和争鸣。那个时候，也丝毫没有“发展战略”的意味和意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问题的提出是因为中国要加人世界贸易组织，而加人世贸组织就必须对外开放文化市场，开放文化产业的市场准人。中美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的“市场准人”之争，成为了中国第一次正面面对国际社会的“战略”之争。<br> “狼来了！”的文化危机意识和文化民族主义感情，迅速引发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的危机和挑战的“应对”研究和“战略对策”研究，成为诱发“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最直接的动因。这一场关于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应对研究”，对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仅是后来关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许多重大命题是从这里起步的，而且，它开启了中国建设和文化研究的一个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时代”。这就是为什么，在从1995年至2008年的有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学术论文的检索中，关于“WTO与中国文化产业”研究在全部总数225篇中所占比例竟然高达一半（106篇）的重要原因。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已经确定，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文化该如何发展、如何建设？中国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往哪里走？怎么走？却始终没有解决。改革开放以后所进行的一系列包括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尝试在内的所有文化体制改革的摸索，均以失败而告终。意识形态问题始终是影响和制约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道路选择的大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所有关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应对研究中，体制改革、制度创新和政策创制会成为最核心内容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原因”。<br> 战略问题始终是一个国家的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一个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选择和制定最符合自身发展利益的战略，不仅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发展可能、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向，而且还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发展命运，关系到他在整个国家系统中的地位和角色。历史上诸多大国的兴衰沉浮和世界力量格局的演变，在这背后无不反映着战略作为一种历史进步的力量形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里，战略的科学性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发展的规律性问题。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要从理论系统上探索和回答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科学性。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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