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中国文化确实自古就是一种开放型而非封闭型的文化，在其发展的漫长岁月中，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同化从未间断过，由此，也足以说明，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也恰恰是由于其能够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缘故。他指出，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吸收印欧之文化，初非尽弃所有，且有相得益彰者焉。”这就为当前吸收西方文化，而又不尽弃固有文化找到了有力的历史依据，这远比其他的文化论争者空洞的说辞更有说服力。
柳诒徵对中国文化三期特点的概括也基本符合中国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柳诒徵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是深透的，他能于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中，抽象、概括出文化的特色。从柳诒徵对中国文化史的分期中，也充分反映了他开放的、广阔的历史视野。他阐述中国文化史，并没有局限于中国国内，而是将中国文化史放在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将其作为“世界史中之一部域，一阶程”。在他看来，随着中西交流的发展，中国历史已由“大陆之历史”变成“海洋之历史”，“中国历史亦植身于世界各国之列”，因此，研究中国的历史及文化，便不能不研究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文化的关系及相互影响。可见，柳诒徵的见解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的。可以说，这种分期方法是有相当合理性的。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柳诒徵和陈登原虽都将文化进行了分期，但他们对文化本身发展的认识上，都心怀一种整体的、连续的历史文化观。他们都认为，文化的发展是连续的。柳诒徵说，文化的发展“初无截然划分之界限”，中国文化“富于弹性，自古迄今，相属，虽间有盛衰之判，固未尝有中绝之时。苟从多方诊察，自知其于此见为堕落者，于彼仍见其进行。”陈登原也说，文化的发展陈陈相因，“以相因而言，则何时为今，何时为古，殊无显著之鸿沟可判。”因此，“史上当无所谓古今，而更无所谓划代。相因云云，盖言史实如泉流滚滚，不能截取划分也。”他们明明知道划分中国史为上古中古多有不妥之处，却还要划分界限，主要是“以便寻绎”，即为便于研究而已。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