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福利经济学采用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分析方法，进而摆脱旧福利经济学难以回答的福利命题，否定了个人间效用比较的可能性，排除了旧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均等化理论，仅以交换上的最优条件作为达到福利最大化的条件，即从生产资源配置方面找到“最适度条件”，界定其为最大福利界线，任何偏离都会使福利减损。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他提出的福利标准是：任何变革只要使部分人受益而没有人受损，这就是福利增大，否则就无法判定福利是否增大。而英国学者卡尔多和希克斯认为这在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他们指出，在一种变革中部分人受益难免使另外一些人受损，同时，政府应通过政策使受损者得到补偿。而美国学者伯格森和萨缪尔森对补偿理论持有异议。他们从主观感受出发，认为补偿是否恰当，需要受益者接受后才能感受到，事前是无法测知的，因而这种决策缺乏科学性。伯格森和萨缪尔森把福利极大化寄希望于最适度条件的选择上，认为生产与交换符合最适度条件未必福利极大化，必须同时将分配方面及其他所有支配福利的因素一并列入“社会福利函数”，当该社会福利函数值最大时才算臻于福利极大。总之，福利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为“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促进了西方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社会保障的另一重要理论基础是社会学。第一，社会保障把诸如养老、医疗、贫困、灾害等社会问题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并力图通过社会保障机制加以解决；第二，国际上通常把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发展及完善程度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尺度；第三，在社会保障理论发展进程中最早和最直接的渊源可谓社会学，如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及孔子的大同思想均构成了社会保障思想的不竭源泉。可见，诸多社会思想早已融入到社会保障理论和实践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基础理论作用。而社会学对当代社会保障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和涂尔干的社会整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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