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转换的根本动因可以归结为三方面的综合作用:一是世界性大国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导致的国家实力的改变,即发展不平衡规律;二是结构内部关键要素的重组、移位或裂变,如苏联的解体;三是外部因素催化剂,如科技革命、能源危机、环境问题、恐怖主义等。肯尼思·华尔兹把国际体系变迁的动力从人性转移到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由于无政府性的存在,国际体系必然是自助体系,自助体系又必然导致权力政治,结果是军事竞争、势力均衡和国际战争;国际体系的结构被看作是大国物质力量的分配,而结构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体系的变化是由各单位实力对比的变化造成的。现实主义者吉尔平和莫德尔斯基都特别看重国际体系内部各主要国家所谓的“发展不平衡规律”,认为霸权战争是世界政治体系变化的基本机制。吉尔平认为,国际体系内部各主要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导致了权力竞争的体系危机,其表现方式极有可能是战争,而最终的结果是国际体系的转换。近代大国的崛起一般可归结为两个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是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及逐步强化;二是经济、军事以及技术变革在国家利益原则上的应用。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他认为:在各国都认为改变国际体系无利可图时,国际体系就稳定;反之,如果某一国认为改变国际体系得到的预期收益大于为改变国际体系所需支付的成本时,该国就想改变国际体系。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长波论”提供了一个以各个领导国的兴衰和全球战争为关注重点的周期模式,同时也提出了一个以领导国的革新因素和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革为中心的进化模式。在长周期框架中,主要表现为大国力量消长的结构性危机构成了威胁各个体系稳定的全球问题,正是全球问题的存在为国际体系的进化变革提供了依据和动力,而历史上解决全球问题、实现体系进化的主要机制便是全球战争和革新因素两者的结合。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进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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