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情并非如此乐观。过去我们只把金融危机与市场经济联系，并称其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瘟疫，以此来彰显另一种制度的优越性。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金融危机也是同民主制度相联系的，因为金融危机绝不是少数人创造的，而是社会中多数人非理性预期与行为的合力，这些非理性预期与行为带来金融危机前的非理性繁荣，长期的非理性繁荣迟早会出现理性回归，最终酿成金融危机。
可是每当金融危机发生和过后，多数人都愿意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而忘了自己在每一次金融危机申既是受害者也是推波助澜者（如同十年浩劫过后，多数人只堪回首自己作为受害者的历史，却不堪回首作为参与者甚至帮凶的历史），并要将金融危机的发生归责于某些机构和个人，例如关联储以及格林斯潘。然而，民主国家的经济政策，如格林斯潘时代长期的低利率政策都是民主决策程序的结果，代表了多数人的意见，而非一人所能左右。格林斯潘在任期间颇受社会赞许，但这并非说明其政策多么高明、多么具有前瞻性和预警性，恰恰表明该政策反映了当时社会群体的意志和偏好，符合社会大多数人包括官员、经济学家、企业经理、投资人和一般消费者等人的口味。但是多数人的意见、尤其是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分析，并非都是理性的。因此，金融危机爆发后一股脑儿地将责任推给格林斯潘们既不公平，也高估了个人在民主社会中的力量，忽视了金融危机背后的制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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