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耶稣会士之后，主要是新教传教士担当知识传播的工作。按照学者的揭示，来华耶稣会士为了缓和中国官僚学者对基督教的恐惧和不信任，努力传播了欧洲的“神话”和“神话历史”，中西文化最初的接触实包含中国为世界中心与耶稣会士的欧洲神话的交锋①。此时，西方所具有的“强势”意味，尤甚往昔。或许仅是坚船利炮，就足可赋予西方知识特殊意味。实际上，这一时期对亚洲的阐述，就有所区别。慕维廉（Willam Muirhead，1822-1900）《地理全志》卷一“地理总志”之“亚西亚洲全志”这样写道：“亚西亚为五洲之最，其内山岭环绕，高原旷野，人文萃聚，物类纷繁，气候冷热适宜，田土腴瘠不等。”但在其中之“政论”部分，言及“学俗”却这样表示：“洲内学俗，优绌不同。昔时为五州灵敏之最，今则大抵衰微颓败。”而在“欧罗巴洲全志”之“政论”部分，“学俗”已改称“学艺”，强调“州内学艺精备，为五州之最”②。此外，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所译“西学启蒙十六种”，其中的《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欧洲志略》等史志方面的著作，也强化了对“欧洲”的赞誉。《欧洲志略》一书就主要表达欧洲何以强盛，“自中朝之道光初年来，欧洲之大局变易，较前尤甚，至近三十年中，则其局态之变易极矣”。总之，“今欧地诸国政治，较前适宜，民皆愈得自主。而百工技艺，日异月新，信为上世所未有，亦盛矣哉”③。尚可补充《泰西新史揽要》一书阐述的看法。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在译序中即强调，中国曾经“巍然高出于亚洲为最久之大国，而声名之所洋溢且远及于他洲”，然而，“沿至今日，竟不能敌一蕞尔之日本，谁之咎欤，谁之咎欤！”
透过新教传教士创办的刊物，大略可了解相关论述的转换是如何发生的。《遐迩贯珍》言及中外，主要使用“中土”及“泰西”、“列邦”、“外邦”、“西邦”，也使用“天下”、“瀛寰”包容中外。在传播新的地理知识的同时，还针对中国的相关见解提出质疑。《遐迩贯珍》曾撮要刊登慕维廉所著《地理全志》，其编者按就指出：“尝考中国地理志书，卷轴无几，其中所载，未尽详明，且所纪者，大半只属中土偏隅，而乃名其书日，天下地舆，未免小之乎视天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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