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预算是如此普遍的一项政府活动，所以一直就很容易被假定存在针对所有国家的唯一解决方案。通常，这些解决方案想当然地就从西方国家经验中取得了，而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方案所依据的制度特点。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这些西方国家的预算实践是建立在高资源动员（resource rnobilization）、高支出责任和强行政控制基础上的。且在存在上述条件的国家中，各条件也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公共资源支出中的责任问题是从容增税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在不具备其中某一个制度条件或皆不具备的国家中，预算模式可能截然相异，并需要不同的建议。
预算太容易被视作一个独立于其环境的封闭系统。因此，那些在富裕国家似乎有效的原则，在不加置疑的情况下，就被移植到了贫穷国家。在《贫穷国家计划和预算》。一书中，瓦尔达沃夫斯基（wildavsky）和我已经注意到，在富裕国家功能性复杂冗余（functional complex redundancy）在预算平稳运作中的重要性。这种冗余提供了更大的可靠性，允许更宽松的估测和计算，并增加了现在及将来可选项的数量。在没有此种冗余的国家，不确定性的影响将会对预算的预测和执行产生破坏性作用。显然需要不同的解决之道以帮助那些不具备此种冗余的国家，但对冗余的辨识却难以付诸实践。
尽管主要观点是正确的：即在预算成功的范围之内而言，预算不仅依赖其自身内部的运作而且还有赖于其运作的环境，但要试图建立一个通用于从阿富汗到扎伊尔所有国家背景的预算理论可能会无果而终。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比较的理论，这种理论将使特定的条件与积极可行的建议联系起来。我们对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间的区分，以及基于制度条件的有无来区分不同预算模式的可能性，正是朝此方向所做的努力。但是，要区分那些混合在“发展”之名下的国家需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有必要进行相关的研究以发展出一个合适的参考框架，运用这一框架将有可能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共同问题进行讨论。虽然最不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出现，但是直到现在所使用的仍然仅仅是地区标准。其他的可能性有：资源的规模、类型，税收体系的类型，政治制度的类型，工业化水平，意识形态，对外部力量的依赖。不应该先验地确定分类，而是要通过对预算实务的经验检验来发现那些有意义的区分标准。这应该被视作发展理论的首要之举，它可以将具体的环境条件与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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