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历史系副教授。1 987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近代史硕士学位，1993年赴美，入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历史系，师从黄宗智教授，研究近现代中国乡村社会，2000年获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Vil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1 875-1 936（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中文版《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中华书局，2008年和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A Micro-History.1948-2008（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本书获第三世界研究协会2009年度最佳图书奖及中国留美历史学会2009年度杰出学术贡献奖。目前正在从事两项课题的研究，一是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意识形态与历史叙事，初步成果发表于Modern China及History and Theory等英文学术期刊：另一项则为从全球史的角度对清代以来中国国家的现代改造和社会转型所作的比较研究。

    《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从微观史的角度探究在集体化和改革时期中国乡村的社会经济变化，重点考察位于长江下游江苏中部里下河地区“秦村”的历史变迁，尤其是从中所折射的中国农民在不同制度设置下的动机和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作者并从一个新的视角解读乡村中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包括国家和乡村的关系，基层干部与村民的关系，集体化时期的经济激励与农业效率的问题，以及改革时代的新发展。

    乡村与国家的关系
    1950年代的集体化，无疑剥夺了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使得他们成为农业合作社及之后的生产队的依附者。然而这并不应致使我们想当然地以为，他们软弱无力，易受似乎是全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操控，或者以为，后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任何控制和榨取手段加诸前者。恰恰相反，农民通过执著和坚定的抵抗，能够对国家乡村政策的制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本书对1950年代农业集体化的考察表明，农民在此一过程中使用了各种策略来表达和捍卫他们的利益。为了抵制危及其生存的、不得人心的国家政策，村民们首先诉诸固有的价值观和习俗，包括传统伦理（主要是生存权意识），共同体内部的社会关系，以及民间宗教信仰，所有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强而有力且易被利用的。然而，一旦国家在农村建立起行政及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权，村民们便逐渐转向使用政府允许的合法途径，运用官方的话语来表达他们的要求，使其行为在国家面前显得“正当”（rightful，亦即合法）。他们的抵制，既可以采取日常的、隐性的不服从方式，也可以采取公开的、聚众闹事的形式，从而促使国家在乡村政策上作出了实质性的调整。这种情况，在1950年代普遍发生的抵制合作化浪潮过后以及1960年代初大跃进灾难过后不久皆出现过。为了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并激发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这些经过调整或新制定的政策，在整个集体化时代大体上维持未变。1980年代早期家庭责任制的实施，最好应该看做是国家自1950年代以来，在应对群众抗议而不断进行的农村政策调整过程中，所迈出的既符
    合逻辑也更为深远的一步。

插图列表
重量、长度及货币换算
秦村行政变迁
英文版前言
中文版附记
第1章  导论：关于中国农民的对立观点
第一部分  1950年代的囊从与抵翻
第2章  经济利益、身份认同与意识形态：农业集体化
第3章  “群众闹事”：对农业集体化的抵制
第4章  大跃进及其后果
第二部分  社会主义下的权力和控制
第5章  “正当的武器”：集体化时期的政治参与
第6章  文化大革命：一个多侧面的经历
第7章  国家的延伸：“文革”时期的基层控制
第三部分  个人、家魔和集体
第8章  集体化时期的日常劳动策略
第9章  家庭周期和收入差异
第10章  农业增长和社会进步
第四部分  改革时期
第11章  去集体化
第12章  国家的收缩：乡村政治和社群生活
第13章  从统治到治理
第14章  结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