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Philip C.C.Huang），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历史系教授（1966-2004年），中国研究中心创办主任（1986-1995年），Modern China创刊编辑（1975年至今）。主要著作有《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以及法律史三卷本：《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三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和《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

    中国农业在改革以来所经历的变化堪称一场隐性革命。今天回顾起来，其主要动力其实来自农业外，不是传统农业现代化中的科学选种与化肥，更不是机械化，而是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非农部门的发展以及收入上升，而导致的人民食品需求转型，特别是畜－禽－鱼和菜－果消费的大规模上升，由此导致农业结构的基本转化。它其实是个由消费变化所推动的农业革命。

    一方面，在市场化的运作中，国家体制显示更多令人不满的弊端，尤其是官僚机构的更加臃肿、权力的商品化、部门的牟利化等；另二方面，它也明显呈现了一定程度的韦伯意义中的（“理性”或现代性）“科层制化”，建立或扩大了许多专业化的合理部门与管理体系，诸如环保、食检、质检、城建、机场、交通等。<br>    其实，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同时包含三种不同来源的成分：历代王朝时期的“官僚”体系、革命时期得自苏联模式的“干部”体系以及新近提倡的现代西方“公务员”体系。高密度人口自始便是高度集权的历代政治体制下的官僚制度的社会基础；由之形成的大规模社会动荡则是现代共产党革命所建立的全能政权的根源；而市场化改革下的模仿西方则是新公务员制度的来源。正是这三者的组合形成了今天中国的国家政治体制。<br>    从经济发展角度考虑，这个“体制”在改革过程中，确实成功地激发了乡村基层和地方党政干部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让他们带动了全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点已是众多国外经济学家的共识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国家体制既是改革以来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其众多弊端的根源（详见第十章）。<br>    对于改革30年的经历的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最重要失误在于他们所认为必须削弱甚或消灭的“体制”居然在经济发展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前言D01<br>第一章 导论D01<br>第一编 从内卷到隐性农业革命<br>第二章 18世纪英国与中国：两种农业系统及其变迁027<br>第三章 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和现在——舒尔茨理论的对错063<br>第四章 土地制度、农业体系和发展出路084<br>第五章 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103<br>第六章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27<br>第七章 中国的新时代小农场及其纵向一体化：龙头企业还是合作组织138<br><br>第二编 中国的现代社会形态<br>第八章 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163<br>第九章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193<br>第十章 跨越左右分歧：从实践历史来探寻改革210<br>第十一章 结论：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经济史和经济学226<br>参考文献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