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士成，2008.11至今在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从事教学与工作，2006.3至2008.10在上海交通大学做博士后，2007.8在德国波恩大学学习实验经济学，2003.3至2006.3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获得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2000.9至2003.3在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获得国际金融专业硕士，1996.9至2000.6在安徽大学，获得国际贸易专业学士，研究方向：合同理论、组织经济学、企业理论，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对权威与授权问题的研究较少，原因在于研究这类问题的方法之欠缺。《合同·权威·授权》的特色在于其方法的独特性和论证的严谨性。《合同·权威·授权》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基于西蒙（1951）关于权威所作的定义（一方对另一方有权威表示后者接受前者在给定集合内的决策），论证了经济学研究以“决策权”为标签的权威问题适用的理论方法不完全合同理论。第二部分对20多年来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和评述，并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对不完全合同的理论模型的各种假设和建模方法进行了创造性的总结和分类。在此基础上，《合同·权威·授权》的第三部分分类总结了经济学理论中研究以“决策权”为标签的权威与授权问题的正式的模型。《合同·权威·授权》的第四部分构建了一个委托人多目标情形下的最优授权激励模型，不仅解释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一些通常难以解释的现象，并且为科层组织中一般的委托人多目标导致的代理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委托人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励代理人工作？研究机制设计的经济学通常考虑的是通过在合同中规定恰当的收益分配方案来激励代理人按照委托人的目标行事。而事实上，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授权同样可以起到激励后者努力的作用，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激励产生的能量更大。我国过去30年的改革进程，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下被扭曲的激励机制所造成的激励不足以及激励过度的问题。这一过程往往被称为“放权让利”的过程。让利可以理解为是通过收益分配来激励员工或低层组织的努力；“放权”就是通过权力的配置或者说委托人的授权方式来实现激励效果。然而，在这一“放权让利”的过程中，我们总是会面临“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往复循环。这一不断往复的过程实际上意味着我们一直没有找到相对稳定的最优激励机制，尤其是最优的授权激励机制。这里有收益分配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无法找到一个最优的授权激励水平。相对来讲，由于收益分配往往可以在合同中明确规定，而授权水平往往是难以缔约的，所以，要找到一个可信的最优的授权水平往往并不容易，委托人往往陷于集权与放权导致的激励不足与利益冲突的矛盾之中。
    经济学关于授权激励问题的研究，相对于关于通过货币收益的分配实现激励的机制设计的研究，要少得多。这一领域中有大量亟待研究的现实激励问题。而我国的经济改革实践则为这一领域提供了一些非常典型的实例。例如考虑下述这样一个我国国有企业中典型的授权激励问题。

1 合同、权威与授权激励/1
1.1 合同与权威/1
1.2 不完全合同及其理论/3
1.3 权威与授权/5
1.4 一种最优授权激励的情形/7

2 权威问题的研究方法：不完全合同假设与不完全合同理论/10
2.1 导言/10
2.2 行动事前不可缔约而事后可缔约的事前效率问题模型/14
2.3 行动事前和事后都不可缔约的事前和事后效率问题模型/29
2.4 部分可缔约的事前和事后效率问题模型/32
2.5 收益事后不可证实的事前和事后效率问题模型/35
2.6 结论性评论/37

3 权威的配置与授权/40
3.1 导言/40
3.2 权威与即期合同/44
3.3 对称信息下的权威配置/49
3.4 不对称信息与权威配置/53
3.5 人际权威/62

4 一个委托人多目标情形下的最优授权激励模型/65
4.1 关于国有企业效率问题的理论研究/67
4.2 模型/79
4.3 单目标企业的授权激励机制/85
4.4 多目标企业的授权激励机制/92
4.5 分离剩余控制权与委托人的多任务外包/104
4.6 结论/115

附录4 A/118
4A1 命题4.1的证明/117
4A2 命题4.2的证明/122
4A3 命题4.3的证明/128
4A4 命题4.4的证明/133
4A5 命题4.5的证明/140
4A6 命题4.6的证明/146
4A7 命题4.9的证明/147
参考文献/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