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现在的干部选拔标准也存在着问题,那就是总是以为学问好的学者就应当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或许是我国文化中“学而优则仕”的延续。这样,一旦学术做出些成绩,往往被提拔重用,使得一些好的学者苗子最后走向了官位爬山的轨道上,而不管这些学者是否具备管理能力,最后导致这些优秀的学者面临着管理学上的“彼得困境”——劳伦斯·彼得发现“在一个等级制度中,每个人趋向于上升到他所不能胜任的地位”。
好的学者未必个个都具备“当官”的能力。我列席“两会”,发现学者做做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比较合适,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参政议政。
可惜的是,一波未平又来一波,新的问题是“仕而优则学”。似乎做官员必须搞个博士学位来装饰一下,以备未来的官位竞争。甚至,有些公务员开始考虑未来设计,官位上不去了则退而求其次——回到学者行列,延长职业寿命,拿高薪、养好老,还落个“桃李满天下”的美名。
那么,学者与官员的日益融合,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的确,难以一概而论。好的方面在于学者的知识可以更多地导入执政之中,官员化学者的声音会更多更大,最新的科研成果可以加快转变为政策建议。正如张卓元先生所言,过去做研究的成果要过五年甚至十年才能写入中央文件,现在这个时滞越来越短。今年的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就出现了“森林碳汇”、“物联网”等最新词汇。坏的方面在于使得纯净的学术研究变成了“权利场”的利器,学者们为了获得提升而作秀,官场的恶习会渗透到学术界。
但是,毕竟学者行政化的倾向开始日益显示它的魔力,学者们不仅在教育界和学术界走向管理岗位,而且也不断离开学术的“象牙塔”,走入各类“名利场”。我们可以罗列若干著名学者被“招安”的名字,也许这也是学者们实现自己的使命——经国济世的一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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