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湖南常德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在《经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青年报》、《21世纪经济报道》、《南风窗》等写专栏文章数百篇。在《经济研究》、《财贸经济》、《改革》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著有个人专著《国际投资论》、《中国政策选择》、《大潮剖面》、《聚焦时政》、《经济学笔谭》、《中国的难题》等十多部。近年来撰写出版的《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学》、《与官员谈中国经济》、《与官员谈经济政策》、《与官员谈经济学名著》、《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史》、《与官员谈现代金融》、《与官员谈财政税收》、《与官员谈中国改革》等，在国内广大党政官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经济学绝不是屠龙术。如果我们善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它最本原的东西梳理出来，就会发现，经济学基本的理论，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与中国官员谈经济学》旨在为政府决策者提供开启经济学大门的钥匙。全书分“经典引读”、“领悟大师”、“经世济民”、“他山为鉴”四大篇，从古典到现代，从理论到实践，对经济学作了一次大跨度、全景式的盘点。读者在读完《与中国官员谈经济学》并消化吸收后，就能获得在工作中最实用的经济知识。

　　不能实现完全竞争，而且会产生垄断，使市场价格机制失灵。因此，他主张有限的国家干预。
　　在足球比赛中，裁判员的任务是保证比赛规则不折不扣地得到遵守，而不是亲自下场去踢球，一展脚下功夫，也不是对运动员指手画脚或面授机宜，因为这些都是教练和运动员的事。国家跟裁判员差不多，它的真正任务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为竞争创造一个稳定适宜的外部环境。比如反垄断，兴办铁路、邮电、教育等公共事业等。但艾哈德再三强调，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是保持币值稳定。“没有相应的通货稳定，社会市场经济是不可想象的。”艾哈德认为，如果国家不负众望地完成了她该做的事，“社会市场经济”就具备了“社会”的性质。从艾哈德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社会市场经济”说到底，就是以自由竞争为主，国家干预为辅。
　　有什么样的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政策。可以说，联邦德国的复兴之路，就是艾哈德在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制定出一系列政策并克服种种障碍，一以贯之的过程。
　　反垄断是艾哈德一贯的经济政策。他指出，市场经济的秘诀就是要使供求双方趋于平衡。要实现这一点，就要展开自由竞争，并让市场来自由决定价格，离开这两条，市场经济就无从谈起。垄断既排斥自由竞争，又妨碍自由定价，与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要坚决予以反对。面对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要求，艾哈德认为，工资随着国民收人的提高，理所当然应该“水涨船高”。但另一方面，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宣扬他不受欢迎的“真理”：一旦工资的增加超过生产率的增长，必然引发通货膨胀，危害经济的健康，于雇主和工人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他提出了把蛋糕做大的思想：与其大家喋喋不休地讨论分配问题，倒不如齐心协力提高国民收入，只有做大蛋糕，每个人才能利益均沾，如果蛋糕太小，即便是上帝，也是爱莫能助。对福利国家政策，艾哈德持反对态度。他担心如果国家对一个人包揽得太多太广，个人就会缺乏竞争的压力，久而久之，就丧失了进取心。最后，整个社会将滑向危险的边缘，“随之而来的不是什么没有阶级的，而是没有灵魂的机械社会”。因此，艾哈德说，达到“全民繁荣”的最好途径，只能是竞争。
　　不可否认，艾哈德的理论模式，适应了战后德国的实际需要，取得了显著成效。正如人们把美国同期的经济繁荣归功于凯恩斯主义一样，德国人也把他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成就，归功于艾哈德的理论。然而好景不长，进入60年代中期后，联邦德国面临“滞胀”的威胁，经济停滞不前。1967年，艾哈德内阁倒台，社会民主党执政，吸纳了凯恩斯的理论，强调国家干预。进入80年代以后，科尔政府上台，又主张恢复艾哈德的“多市场、少国家”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没有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此一时、彼一时，经济政策应根据经济形势来调整，不可僵化。多国的经验证明，在经济平稳时期，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较为有效，而经济波动或危机时期，国家干预主义却更为灵验。另外，从50年代起，德国就推行各种福利政策，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对艾哈德的反福利国家理论，可说是一个无情的否定。但尽管如此，艾哈德的理论还是给了人们一个提醒，搞社会福利，一定要量力而行。否则，经济发展这部机器，将会失去动力。布坎南全面阐释“政府失灵”
　　布坎南作为公共选择学派的奠基人，如今已是声名远播。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把“经济人”假定引入到政治学领域，并使公共选择理论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布坎南是国家干预理论的反对者，他认为政府并非圣贤，一点不比市场高明，与其政府手忙脚乱，还不如听任市场竞争来得有效。1960年他出版《公共财政》一书，系统地表达了他的这一思想。
　　在布坎南看来，政府不过是一个特殊的“生产者”，提供的是“特殊产品”。他为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一个孤岛上，住着一群渔民。由于礁石丛生，早出晚归的渔民一直希望有一座照亮海面的灯塔，保证他们安全航行。然而问题在于，谁来为建造灯塔支付成本呢？因为灯塔毕竞不像灯笼，你若花钱买盏灯笼，可以只供自己使用，可灯塔却不同，一人建造，则众人受益。那些过往船只，即使分文不掏，也能借光行船，坐享其成。既然如此，谁也不会当冤大头，去劳神费钱地建灯塔。没有灯塔的日子，自然不好过，于是渔民就希望政府出面，强制征税，代建灯塔，消除“搭便车”现象。可见，提供灯塔一类的“公共产品”，正是产生政府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了政府，就要有人来主事。民主社会不同于专制社会，挑选政府的掌权人，不能少数人说了算，须得公众集体同意。用经济学行话说，就是要通过公共选择。政府市场的公共选择，与经济市场上的私人选择大不相同。当你兜里装着钱，在市场上购买商品时，只要自己看上了眼，就可以拍板，不需与旁人商量。公共选择则不然，人多嘴杂，偏好各异，即便是大家一起去郊游，有人可能喜欢登长城，有人却喜爱爬香山，意见很难统一。所以公共选择，如同体育比赛，要决胜负，必须先建立好规则，没有规则，公众一旦选择起来，就会争论不休，甚至大动干戈。正因为如此，所以布坎南特别看重对“规则”的研究，并把它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一块基石。
　　公共选择，其实就是投票，投票规则说起来五花八门，但最主要的就是两种：即一致同意规则与多数同意规则。一致同意规则，也就是一票否决。最典型例子，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只要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有一个反对，决议就会胎死腹中。这种规则的优点，是投票人皆大欢喜，但不足是协调成本太高。俗话说，众口难调。那些大饭店的名厨师，做出的饭菜要让所有客人满意，尚且不易，更别说要做“一致同意”的集体决策。耗时费力不说，最要命的是等大家一致通过之后，“黄花菜”也就凉了。于是，人们只得退而求其次，采用多数同意规则，即所有投票人中，只要半数以上通过就行。多数同意规则，虽然能满足多数人的意愿，但却要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这样少数人就会感到，自己势单力薄，寡不敌众。既然定不了大局，动不了乾坤，有的人投起票来就无所谓，随大流。如此一来，必然给某些利益集团以可乘之机，它们利用小恩小惠，拉拢选民，为他们所用。可见，两种投票规则，都不是尽善尽美，有利也有弊。
　　既然投票规则有先天不足，那么通过这种规则选出的“政治家”，自然很难靠得住。可是传统的经济学，对此却不以为然。过去经济学家看“人”，历来用的是“善恶二元论”。在经济领域，他们认为人都是自私的，一副丑恶嘴脸；可一旦到了政治领域，似乎摇身一变，人都成了一个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正人君子。整天为“正义”而忙碌奔波。布坎南认为，这种二元理论，离现实相去甚远。实际上，官员并没有超凡脱俗，他们也是经济人，同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且，官员也非下凡的神仙，没有先知先觉，更不能无往不胜。与普通人一样，他们也会常常犯错，也会好心办坏事。所以在西方社会，政府失灵几乎司空见惯。当然，政府官员与普通人也有不同，他们头脑中通常没有“利润”概念，不像企业家那样，为赚钱去挖空心思。

第一部分 经典引读
古典名篇
假如你要了解经济学，那么有三本书必读：一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二是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三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三本书，乃古典经济学经典名篇。老祖宗不能丢，研究经济学，不能不读老祖宗经济学裂变。
自李嘉图之后，经济学在欧洲发生裂变。19世纪末，经济学再次转型，进入新古典时代。至20世纪30年代，效用价值论已成正统，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大行其道，并开始占据了大学讲坛。其间代表人物主要有：马歇尔、庇古、凯恩斯。
回归斯密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年出版，凯恩斯因此大红大紫，声名远播。然而20世纪40年代以来，却不断有经济学家站出来，公开与凯恩斯叫板，反对国家干预，力主自由经济。哈耶克、艾哈德、布坎南、弗里德曼等，皆为这个阵营不同时期的领军人物。
制度学派崛起
制度学派起源于19世纪末，凡勃伦、米契尔、康芒斯一起被称为旧制度经济学的三大巨擘。20世纪50年代以来，加尔布雷思、诺斯等一批经济学家，承前启后，推陈出新，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一个门派，新制度经济学声誉日隆，目前在学界的影响可谓如日中天。

第二部分 领悟大师
20世纪四大假说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科学发现与发明的基本程式。经济学作为实证科学，每一个新的理论，也都是先基于某种假说而提出来的。20世纪，经济学有四大假说，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们不仅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地，而且主导了经济学发展的进程。
疑点与发现
由于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经济学长足发展，日臻完善。然尽管如此，却仍有不少疑点悬而未决，至今还困扰着经济学界。而有些疑点，一旦被人解破，经济学就会借风行船，开始一段新的航程。所谓“特里芬难题”、“里昂惕夫之谜”、“丹尼森残差”等，就是典型的范例。
经济学定理
经济学定理，是经济规律的理论提炼与表达。200多年来，一代代经济学家呕心沥血，终于从复杂纷繁的经济生活中，抽象出了一些对世界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定理）。而这些定理一经确立，经济学家也就具备了观察与分 析经济问题的参照系。
曲线与模型
自马歇尔肇始，经济学家通常喜欢用一些几何曲线或模型描述经济学原理，因为曲线与模型的使用，不仅使抽象的理论变得直观，而且让复杂的现象变得简单拉弗曲线、菲利浦斯曲线、哈罗德一多马模型、二元经济模型等反复被人们引用，正是因为它们直观而简单。
最优分 配原理
分 配事关人们切身利益，不仅重要，而且敏感，故对分 配问题，经济学家历来重视。虽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已成为人们研究分 配普遍接受的准则，但何为检验分 配效率最大化的标准，如何使分 配效率最大化，经济学家对此却众说纷纭，见解各异。

第三部分 经世济民
财政牵系国运
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曾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财政作为调节经济、稳定社会的重要力量，它关乎民生，牵系国运。对各级政府官员而言，只有财政理论烂熟于心，运用财政政策收放自如，才能经邦济世，举重若轻。
税收取用有道
古往今来，税收都是政府强制征取的。缴不缴税、缴多少税，既不由纳税人说了算，也不由政府官员任意定夺。法制社会，政府要通过立法，对征税范围、征收比例做出规定，并且税法面前人人平等，不管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倘若偷税漏税.都会受到法律的惩处。
金融中枢
工商业勃兴、分 工专业化、贸易空间扩大，密切了货币与信用的联系，改变着货币形态、信用方式。货币和信用联姻，孕育出经济社会的混血儿——金融。它自诞生之日起，就遵循“游必有方”的道理，哪里有利可图，资金融通的触角，就会伸向哪里。
保险市场
随着经济的发展，保险业应运而生，海险、火险、人寿险等相继走向成熟。作为金融大军中的一员得力干将，保险业不仅能为社会经济遮风挡雨、保驾护航，而且还是个高明的投资者。现代经济赋予了保险业新的使命，也促使它不断前行。
风险与监管
当代市场经济社会，金融监管当局就像一个监工，管制过严，会遭到金融界左右抱怨，百般抵制；监督太松，又担心日积月累，酿成大祸。监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分 寸拿捏殊为不易，故也越来越为各国政府所重视。

第四部分 他山为鉴
政府千能
政府能量究竟有多大？经济学家从来说法不一。有人说市场万能，反对国家干预；有人说市场会失灵，主张政府调节。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国家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不能只靠“无形的手”，也要发挥“有形的手”的作用，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自由经济浪潮
二战之后，自由主义思潮重新抬头，抑制国家干预的浪潮也随之席卷而来。德国走第三条道路、撒切尔进行“货币主义试验”、里根推动自由经济复兴、俄罗斯施行“休克疗法”，半个世纪里，西方国家上演了一幕幕自由经济的人间活剧。
科教兴国
大凡文明国度，无不重视教育；所有经济强国，无不受益于科技。当今国际竞争，说到底比拼的是人才与科技。德国与日本经济战后崛起，教育与科技居功至伟；美国也是凭借其领先于世的教育与科技，才使得它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占尽风流。
西方农业启示
民为国之根，农为民之本。农业不兴，难保百业之兴；农民不富，难保天下太平。放眼全球，纵观古今，只要是农业人口多的国家，政府绝不会对农业掉以轻心考察西方农业发展的历程，总结他们的成败得失，一定会带给人们某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