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古典模型中,控制或环境变量的变化影响了每位有效工人的稳态产出水平,但是不会影响长期人均增长率。长期或稳态增长率为外生技术进步率。相反,在第6章和第7章的外生增长模型中,影响研发强度的变量也会影响长期增长率。然而,即使在索洛一斯旺模型和拉姆齐模型中,如果向新稳态位置的调整耗费了很长时间——似乎与实证研究吻合——那么,像法治水平指标或政府消费率等变量的增长效应会持续很长时间。
我们在主要分析中所使用的教育程度的量度是基于教育年限,并不随教育质量的变化而进行调整。质量的量度取决于具有国际可比性的考试成绩,它对增长具有更大的解释力。然而,这种考试成绩的大小对很多样本而言是无法获取的,进而未被纳入基本系统。
在基本系统中,健康资本以1岁时预期寿命的倒数表示。如果死亡的概率与年龄无关,那么该倒数将等于每年的死亡概率。我们稍后也将考虑婴儿死亡率(1岁以下)和儿童死亡率(1—5岁之间),以及疟疾这种疾病的发生率。
我们假定,政府消费变量衡量那些不直接影响生产率却会扭曲私人决策的支出。这些扭曲可能是因为政府活动本身,也可能是因为公共财政的不利影响④。政府消费率越高,每位有效工人的稳态水平越低,进而,在状态变量值不变时,增长率越低。
生育率对人口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它会降低新古典增长模型中资本与有效工人的稳态比率。因此,我们认为生育率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更高的生育率也表明投入养育孩子的资源更多,如同在第9章构建的模型一样。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从实证研究来看,实际投资与实际GDP之比可衡量储蓄率的影响。回顾前文,我们试图以滞后值(此处以滞后投资率)为工具分离出储蓄率对增长的影响,而非分离出增长对储蓄率的影响。
我们假定,如果从某家国际咨询公司Political Risk Services所提供的主观指标来看,法治水平改善了,这意味着更好的专利保护和更高的投资与增长的激励。更一般地说,功能良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有助于维持增长。一些历史分析想将法治水平等当前的制度特征与很早之前的殖民政权行为关联起来。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2)认为,欧洲殖民者更可能在那些原本穷困或荒芜的地方建立机构和制度,尤其是当今的加拿大和美国,因为那里的矿产和原著民都尚未被开发。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1)强调,在部分拉丁美洲地区和非洲所出现的过高死亡率会限制在那些殖民地的制度投资。Woodberry(2002)指出,传教士们在一些地区构建的高质量的学校教育可能对政治制度有长期影响。这些分析给出了一些工具变量(源自长期历史),且这些变量可以被用于更好地估计法治水平指标等当前变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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