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难之际显身手
土木之败，消息传来，满朝震惊。当时京城只有弱兵数万，形势危急。一些官员主张迁都南逃，主持兵部事务的侍郎于谦以“京师为天子之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为由，拒绝迁都，并献策召天下勤王兵，誓守京城。皇太后、监国邸王朱祁钰和大多数大臣支持于谦的主张，遂定战守，调兵备战。
八月二十一日，朝廷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全权指挥军民守卫都城。
按照明朝的体制，兵部尚书是不能直接指挥军队的。为此，朝廷授予于谦“提督各营军马”的重任，命在京的各营将领皆接受其节制。将士凡有违抗军令者，于谦有先斩后奏之权。于是，于谦担负起了全权指挥北京保卫战的重任。为了守卫京师，他的主要作为有：
第一，着重整顿、充实京军。京军的主力在土木堡之战中覆没后，京城只剩下部分守城部队。为了迎接战斗，于谦重组京军。他急调两京、河南的备操军，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的大军，以及浙江兵来到北京，使京城兵力由数万人迅速增加到二十二万多人，形成了兵力数量上对于瓦剌军队的优势。并派监察御史白圭等15名重要官员，前往京畿、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招募兵员，进行应急训练，以备补充。
第二，拥立代宗朱祁钰。明英宗被俘，也先手里有了要挟明朝的资本，只要另立新君，也先就不能再以英宗来影响战争的走势。
在于谦和大臣的坚持之下，朱祁钰勉为其难，这便是明代宗。
第三，除王振余党。宦官王振可以说是导致土木之变的直接责任人。正是他不顾众议，策动英宗亲征。
有明一朝，宦官专权始于王振。据说，明初朱元璋曾于宫内立铁牌，禁宦官干政。建文帝控制宦官也很严。正因为如此，在靖难之役中多有内宦逃至朱棣军中，密告朝中虚实。朱棣登基后，宦官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不再只任内廷打扫事务。王振本来是个读书人，于永乐朝入宫。因为他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很快就崭露头角，后来掌司礼监，成为“内相”。英宗对他很是尊重，不呼其名而称之为“先生”，对他言听计从。因此，朝中许多人都投靠到他的门下。
土木战败、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入北京后，众官群情激愤，请族诛王振。此时王振的余党锦衣卫指挥使马顺上前叱骂驱逐朝臣。大家对马顺平日里倚仗王振而狐假虎威的作为早已看不顺眼，现在见他仍旧气焰嚣张，丧师辱国的怨气统统指向了马顺。群臣义愤冲天，不顾大臣的体面，一拥而上，拳打脚踢，竟然在左顺门将马顺活活打死。随后，众人又将王振余党宦官毛贵、王长随从内宫中要出，乱拳打死，悬尸于东安门外示众。监国的朱祁钰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惊慌失措，想要退走。这时于谦上前拦住朱祁钰，请求他宣布马顺等人论罪当死，参与殴杀的众大臣无罪。情势这才稳定下来。大家退出左顺门时，吏部尚书王直用力握住于谦的手，感叹地说：“国家正要靠先生您了。今天的情势，即使有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好。”正是在国难当头之际，于谦挺身而出，以社稷安危为己任，为百官所倚重。
第四，在粮食储备和运输方面，当时，供应北京的粮食有数百万石储备在东郊的通州，可供京师军民一年的食用。由于按照常理短期内无法将其运到北京，有人担心被瓦剌利用，主张将这些粮食烧毁。于谦不同意。他认为，这些粮食是宝贵的财富，是京城保卫战的重要物质基础。如果没有粮食，军队就会不战自溃。因此，他采用了一切措施运粮。除官府征用的500辆大车昼夜运粮外，还动员百姓及官兵的家属、亲友自备车辆前往通州运粮。并提出，对运到北京20石以上粮食的人，除运费外，另发白银一两，以资鼓励。重赏之下有勇夫，在于谦的督促下，运粮队伍川流不息，昼夜往返。不几天工夫，就把通州的几百万石粮食运进京城并储备起来，从而使军心大振，也稳定了民心。在此基础上，于谦还下令，官兵皆预支半年禄饷，众人皆欢呼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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