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以北平铁山寺抢夺案为中心，探讨了庙产纠纷中的国家、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抢夺案发生后，电车工会工人以抢夺后所发现之证据反证抢夺之合法。铁山寺僧人一方不仅提出刑事诉讼，要求惩办抢夺铁山寺之电车工人，而且对于财产损失亦提出附带民事诉讼。但是在司法诉讼的审理中，受到刑事处分的仅是普通的干事、杂役等，主谋则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在这一案件中，国民党北平第九区党部曾积极地支持电车工会的行动，在其职员被逮捕并被审判后，第九区党部大为不满，发表了《援助电车工会工人子弟学校接收铁山寺宣言》，反对地方法院以法律解决。铁山寺案显示了近代庙产纷争的复杂面相，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在庙产管理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实现着从破坏到建设的角色转变。
第五章研究了1946年北平白云观住持安世霖被活活烧死的案例。自民国以来，白云观日渐式微，自1940年以来，围绕着白云观监院以及代理住持安世霖的诉争持续不断，结局则是1946年11月安世霖以及督管白全一被活活烧死。在笔者看来，这不仅仅是安世霖以及白云观自身的悲剧，亦是近代白云观乃至中国道教衰败的最典型象征之一。它不仅可被视为政府对宗教事务管理不当的结果，事实上，也是1940年以来自云观内部矛盾冲突不断激化的不幸结果；它不仅仅牵涉道教派系冲突、庙产纠纷等问题，亦与近代政治、道士的社会角色、道教革新等问题息息相关。本章还初步揭示了近代宗教戒律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安世霖的反对者就曾主张宗教与法律皆为维持社会秩序之手段，宗教治人行为之动机，法律者治人行为之结果。但是在多次诉讼中，安世霖受到了政界权要的有力庇护。尽管抗战胜利后社会局在查实安世霖的诸多罪行后，将此案送交法院究办，可惜这一结果来得太迟，杜信灵、许信鹤等反对者对法律、社会局乃至国民政府的政治已经彻底丧失了信心，他们选择了清规，安世霖的悲剧成了不可避免的结局。白云观惨案因此成了社会舆论的焦点话题，无论是涉案的道士，白云观自身，还是道教，他们的形象都因之受到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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