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知议会制政府运作情形的人都不敢想像，任何一届议会能允许任何行政班子保持如此巨额的财政盈余。在英国，在对法国的战争结束以后，当时的政府尽管已经体面地让战争走到了尽头并拥有滑铁卢战役的光荣，并因此而变得格外强大；其对各选区和财政部的影响无疑是自那以来没有任何一届政府所能比拟的，也是在那以前没有任何一届政府所能企及的。但是当这届政府提出形成某种适度的财政盈余用以缩减债务的建议时，还是不能为英国国会所忍受。行政当局尽管拥有来自正邪两种渊源的权力，但还是得妥协；所得税取消了，同它一起逝去的是财政盈余，与财政盈余一起逝去的是所有的大规模缩减当时债务的机会。事实上，税收是令人痛苦的，在一个拥有强力的表达和行动机构的敏感社会里，维持一种巨额的财政盈余是极端困难的。反对派总会说这是没有必要的，不急需的，欠慎重考虑的；而他们的这种声音又会在每一个选区回荡；接着就是大城市一系列的大规模的集会，即便在较小的选区也多半会有较小规模的集会；于是每一位国会议员就会感受到来自其选举人的压力。这时已没有城乡的区别，因为乡绅和农夫们与城里人一样讨厌高额的税收。通过加收重税形成某种巨额的财政盈余以偿还债务的做法到目前为止在这个国家尚未行得通，而形成美国那样巨额盈余则显然是不可能的。
英美两国之间的某些差别无疑是由经济上的原因而非政治上的原因引起的。美国是一个对税收不敏感的国度。电许没有任何其他大国像她那样在这方面如此迟钝。她肯定要比英国迟钝得多。实际上美国太富裕，其日常产业寻常可见，技术含量高，生产率也极高，因此她不太在乎财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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