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需要考察的是，美国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对于近30或40年来美国政治文化的观察，大概至少可以选择两个向度作为依据。其一，是美国官方意识形态的路径转换。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官方意识形态经过了从新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的变迁，然后，自从奥巴马上台后；又在向一个意识形态不定型的阶段过渡。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的中兴伴随着冷战结束的和平红利，一度使得美国显示活力。但是新保守主义的出台伴随着“9·11”事件和恐怖主义的纠缠，似乎表现出美国人的缺乏自信，乃至于只能够依靠寻找敌人来填补自己灵魂的空虚。现在还难以看出奥巴马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升美国人的精神生活水准，因为，现在的问题是作为奥巴马政权基础的整个美国的中产阶级遭逢挑战。但是，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竞选中的希拉里和朱利安，还是当选后的奥巴马，几乎同样的一个态度和立场，那就是公开声明，美国会更加注重多边国际协调。但是归根结底，美国不会放弃把单边决定作为最后手段的做法。可见，美国政治精英近乎公开地承认：实力乃是美国手中的最后的王牌。
其二，选择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战略问题研究家、也属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的思想轨迹来观察美国人精神生活的变化，可能是判断美国政治文化演变的一个重要依据。综观作为思想家的亨廷顿在近40年来的几部最重要作品，可以清晰地发现，亨氏是以上世纪60年代后美国学术精英们胸怀世界的远大抱负开始登上政治学研究的顶峰。当时，他在《转变世界中的政治秩序》一书里的研究主题，是与美国急需对于海外世界形成真切认知的宏大战略目标直接相连的。在书中，他公开表示，最为重要的不是民主体制，有管理能力的政府才是美国需要关注的重点。在这样的气度之下，看来，甚至于连意识形态的禁锢都可以丢弃一边，将苏联称之为“强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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