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诸国以农立国，西洋诸国以商立国，故东方诸国常贫，西洋诸国常富”①，更鲜明地正面否定了农本商末思想。总之，日本在近代工业起步前后，由农本而重商的思想转变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与同时的中国思想界相比，居于领先地位。<br> 再看中日思想转变的底蕴之别。<br> 通观中国近代工业起步时期王韬、郑观应、薛福成与马建忠等人的相关言论，就会发现：他们谈“重商”，基本上都是从对西方经济状况的叙述切入、主要是由抵御西方势力入侵的需要引发。最典型的就是郑观应的说法：“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②与这种情形相关联，他们的重商，并没有伴之以对中国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的深入批判与清算。像当时有一定政治地位的薛福成与马建忠，对农本商末思想，至多言其不适应当今与外国势力相抗的时势，而不曾从清除农本商末观念对发展近代经济的障碍这样的角度，对之进行深入的思想批判。王韬曾斥责当时的农本商末鼓吹者并非真正关心农业生产，“徒知丈亩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徒有其名而无其实”③。这向来被认为是对农本商末思想实质的深刻批判。但笔者以为，他的锋芒是指向农本商末鼓吹者的卑劣动机及由此而来的“农本”有名无实，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批判，而不是对农本商末理念本身阻碍社会经济发展所作的思想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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