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淘汰4让鸭子去爬树
中国皇帝接班人的选拔制，扑朔迷离，充满变数，最后胜出的往往是“捡漏者”，这些“捡漏者”庸才居多，他们并没有做好接班的准备。而他们之所以胜出，常常是由于伯乐看走了眼。譬如向太后，以一个奶妈的眼力决定了北宋最高领导人人选。她力举赵佶出任接班人，让画家从政，无异于让猴子去游泳，让鸭子去爬树……
1.仕途伪伯乐
后人都看得明白，画家赵佶不是个当皇帝的料，问题是，他的“伯乐”并不这么认为。
谁把画家推上政坛？“伯乐”名唤“向太后”，她是宋神宗的伴侣，宋哲宗的奶妈（嫡母），也相当于赵佶的后妈。这个最关键的皇帝接班人举荐者，认准赵佶是匹好马。
众所周知，赵佶并非无才，然而他的才，非政治之才，而是美术之才。一个画家去干政治家的活儿，一者要说画家缺少自知之明，二者要说伯乐有眼无珠。
提及自知之明，须知欲望与能力不是一个珠联璧合的整体。自己适不适合做与自己愿不愿做有时完全是两码事。这世上人，并非有了自知之明便不去做自己不适合做的事，面对着万能的“芝麻开门”皇帝宝座，即便知道自己不能胜任，一旦落到身旁，谁都不会当仁不让吧。
对赵佶来说，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确是意外收获。父亲（宋神宗）已逝，同父异母哥哥赵煦继位（宋哲宗）。虽然这个皇帝哥哥命短，25岁便驾鹤西去，但那顶天子之冕，似乎怎么轮也不会轮到他的头上。
帝政时代的皇位继承原则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如亡故皇帝无皇子，则论血缘关系亲疏，立同母弟；或以长幼为序，立年长者。而作为宋神宗第十一子的赵佶，既非嫡又非长，在通常情况下，继位的希望相当渺茫。哲宗有皇弟13人，其中8人已死，5人尚在，即申王赵佖、端王赵佶、莘王赵俣、简王赵似、越王赵偲。5人之中，申王赵佖年纪最大，但有目疾；简王赵似是哲宗的同母弟。按照“传统游戏规则”，申王赵佖、简王赵似无疑都是比赵佶更有资格的皇帝接班人热门人选。
不言而喻，赵佶的皇位是“捡”来的。他是个“捡漏皇帝”。无论哪个“规则”来裁，都应该判不了他获胜。但如果是“选举委员会”的关键人物看中了他，他的胜出机会就陡然上升，转成最大。
由此，必须提及封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选拔“通道”，它比北京的胡同还要狭窄。封建国家选拔官员采取科举取士，毕竟有着从乡试到殿试几种公开考试的选拔形式，而推举皇帝接班人，自古以来就那么几张嘴可以言语：
其一是前任皇帝；其二为后宫执牛耳者，主要是太后头或太监头；其三就是朝堂上的权臣。
这三类“选皇人”的眼光，除了前任皇帝（先帝），另两类人大都藏有自己的小算盘。在前任皇帝猝死、来不及指定接班人的情况下，后两类人选拔的接班人，不是傀儡小儿，就是藕断丝连的一家亲。
比较历代选拔皇帝接班人的程序，具有朝议制度的北宋还是相对民主的。但皇权制度的本质不可能摆脱专制独裁政治，其中的自由民主因素，范围狭小，程度有限。
向太后把持的那次选拔皇帝接班人“常委会”，民主因素更小到极点。在哲宗夭亡，后党一手遮天的情况下，这种相对民主的朝议也变调为一人之声，众人附和。
“朝议”的经过，当事人曾布在《曾公遗录》卷九中记载较细。
向太后坐帘下，微出声发哭：“皇帝已弃天下，未有皇子，当如何？”
宰相章惇首先发言：“依礼典律令，简王乃母弟之亲，当立。”
章惇所言虽然并未违背皇位继承原则，但向太后立刻痛加批驳：“申王以下，俱神宗之子，莫难更分别。”
她不愿再听不同意见，迅疾行使其最终决定权：“申王病眼，次当立端王。”
向太后如此果断指定接班人，为章惇所始料不及。但他仍要陈述自己的反对理由：“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章惇不知，赵佶虽然“轻佻”，可对向太后却极为恭敬。自从父亲神宗死后，赵佶每天都到向太后的居所嘘寒问暖。因此，向太后把赵佶看作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当哲宗意外驾崩时，老太太第一个想到的皇位继承人当然就是赵佶。
知道赵佶与向太后这层关系“内情”的大臣们，遂随声附和向太后。“听太后处分”，“在皇太后圣旨。”章惇“色沮”。于是，皇位由端王赵佶继承成为决议。年届18岁的端王被推上皇帝宝座，史称宋徽宗。
一言九鼎者总是从一己私利出发，视集体为玩偶，将民主当儿戏。皇权“临时代办”向太后更是如此。史称：“皇太后决策立端王”，记述应准确无误。立端王为皇帝，向太后自始至终，充当了具有“指定千里马”特权的唯一伯乐。
千里马也好，鸭子猴子也罢，是没有自知之明且禁不住诱惑的，但伯乐之有眼无珠，就实在说不过去了。“让猴子去游泳、让鸭子去爬树”是伪伯乐的典型做法，向太后力挺赵佶做皇帝的理由，至今看来都是令人摇头的误读：“先帝（宋神宗）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
有德有貌成为向太后力挺赵佶的主要理由，但这里唯独没有举出政治家的最重要才华：雄才大略。
向太后的推荐理由成为确定赵佶为皇帝接班人的决议。这里，最耐人寻味的是，选拔国家最高领导人接班人，是选德，选貌，还是选才？
赵佶的胜出，恰恰验证了貌与德成为决定因素，而才能却最被忽视及“误读”。
接班前的赵佶，刚刚成人（18岁）。在他18年的生涯中，没留下任何“英雄出少年”的痕迹，最显眼的“成绩”就是书画作品。
赵佶的人生导师是著名书画家王诜。那是个风流倜傥的艺术家。王诜其人有三大突出之处：一是善画，二是豪侈，三是好色。王诜“不矜细行”，生活相当浪荡。他除有妾八人而外，宅第之中歌儿舞女不计其数，并不时外出寻花问柳。这样的品行对于艺术家，并不致命。然而一旦转到政治家头上，就必然是坏事。
王诜对青少年时的徽宗影响极大，他二人实可称为一对风流才子。在王诜这个导师影响下成长的赵佶，活脱脱是个浪漫的艺术家的角色。
大凡浪漫艺术家，意在长廊沉醉，并无兼济天下之志。
封建中国，相学比科学发达。不管是丈母娘选婿还是上司选官，最讲究面相。正所谓“薄命之人，不足以成功名”。而“天庭饱满”之人，则“福禄双全”。向太后眼力，没有伯乐的高度，大约凭着一个妇人对几个大男孩的印象。她独欣赏端王，在私心杂念、个人感情之外，不排除是对一个青年艺术家面相与气质的好感。当赵佶还是大男孩时，向太后就送侍女伺候，偏爱之情，常常溢于言表。
就美术领域而言，赵佶是匹好马——马是好马，只不过是在宣纸上飞奔的好马。到了国道上，“好”字就要置换为“驽”，是为“驽马”；伯乐欣赏艺术家没有错，但把艺术家从画坛推上政坛，就大错特错。所以伯乐是伯乐，但不是千里马的伯乐，而是驽马的伯乐。
画家从政，毁了国家；伯乐荐之，也毁了画家。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认为，有的人得到帝位是因为运气，有的人得到帝位是因为顺延，有的人得到帝位则全凭实力。而赵佶就是全凭运气得到帝位的人。
马基雅维里还说，那些全凭个人实力夺得帝位的人,在得到帝位时会很难,但在守天下的时候就很容易了。而那些凭借运气得轻易得到帝位的人，在保守帝位时会很困难。
诚哉斯言！凭运气得到皇位的赵佶，刚开始很惬意，而后却越来越艰难……最后终于“受不住”了。
金国灭北宋，赵佶不仅成了亡国之君，而且还做了敌国的俘虏。这对于余生再不能画的赵佶而言，是一种灾难，是才华的巨大毁灭与浪费。在北国期间，这个画家被扔进地窖，受尽凌辱，哪还有条件再拿起画笔、钻研他的“瘦金体”与“花鸟画”呢？
成为战俘的赵佶，一定悔恨交加，除了埋怨大臣误己，他应该唤醒根本性的悔悟：如果他像他的师傅王诜一样专心当个画家，让德才兼备的人去当皇帝，也许能够安稳度过幸福的“艺术人生”。怎会沦落到生不如死的绝境呢？
惬意地在皇宫里涂抹了前半生的宋徽宗，从天堂跌倒地狱，在短暂的后半辈子时光里再无“艺术人生”。
他和儿子被金人押往北大荒时，金人要求他们“穿民服，露上体，披羊裘”，堂堂艺术家皇帝，穿上了金人百姓的衣服，还不得不光着上身，披上羊皮。这种强加的“行为艺术”，让画家羞愧交加，一度想悬梁自尽，虽被儿子死死抱住没有死成，但不久还是忧愤成疾，“疮疾满腹”，含恨而去。
画家皇帝死后也没得安生。据《宣和遗事》记载，宋徽宗死后，没有被“厚葬”，而是被金人“废物利用”，碎尸焚之。“直至一石坑前，架尸于其旁，用茶肭及野蔓焚之。焦烂及半，复以水灭，以木杖贯其尸，曳弃坑中。”
金人把赵佶尸体扔到土坑上，架上火烧，还不是火葬，只烧一半，再用棍打烂，用水浇，然后扔进坑里。他们并没有把这个皇帝当作艺术家安葬，这种葬法唯一的用处是：可以将坑里的水做油点灯用！
画家皇帝被“废物利用”到了极致，受辱到死。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赵画家在天之灵，可知一切咎由伪伯乐！
2.鸭子爬树，后果很严重
向太后选择赵佶，加速大宋亡国；流亡宋臣推举赵构继位，注定大宋不能复国，只能做小朝廷。
比之赵佶，赵构被推上皇帝接班人宝座，更是捡漏的结果。金人掳走父兄后，宋朝变成了“楚国”，皇室改姓为“张”。然而“大楚”皇帝张邦昌甚至连做儿皇帝的野心都没有，朝廷原来的大臣和士子于是都集中到赵构的身边，要求他宣布做宋朝的皇帝。赵构白捡了金椅，马上宣布登位。大宋有了新朝廷，流亡的官员就有了归属，新朝廷很快被无主臣民接受。
推举赵构做流亡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这是逃亡的宋臣们慌不择路的选择。他们无法认定赵构是不是人杰，而只认准赵构的血统。这里的历史潜台词是：在绝对“血统论”下，还有其他选择吗？
金人南下，先帝（宋徽宗）的儿子，都做了俘虏，而九子康王赵构，是唯一漏网之鱼。
漏网之鱼，捡漏之帝。赵构被选出来，一不因德，二不因才，完全是“血统”制胜。因为血统“正根”而做了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是封建政治制度的主旨特点——世袭。至于那“血统”是混是明、是庸是杰，全凭造化、听天由命。
事实证明，这一次，流亡宋臣的选择，重演“让鸭子去爬树”一幕，且后果很严重。“鸭子”赵构上台的最大恶果，是自毁长城，将天下人才的雄心壮志废掉。
世人皆知发生在赵构手里的岳飞悲剧。作为“百战名将”，岳飞当然是个千古奇才。但是他为什么没有看出赵构是个扶不起来的庸主？他的精忠报国，直接把国家与赵氏紧密联系到一起。可是赵氏当时就没一个像样的明主。抛头颅洒热血，奇才保庸才，不管二圣是否能被迎回，都不会有好结果。
不错，纵观徽钦二帝在靖康年的窝囊表现，即便岳飞迎回这“二圣”，也不会比赵构强多少。都是一个圏中的产物，难以出现不同的物种。宋徽宗一窝，悉数具备苟安的孱头特色。当年金军兵临东京城下，本来可以殊死一搏。但是徽钦这二位皇帝，城未破，竟先后到金营下跪乞降。最后宁可跪着死翘翘，也不站着活一刻。血性之不存，到了何等地步！如此窝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即便被解救，又能领导国民干什么？
天下最痛苦的事，就是奇才保庸才，英雄保庸君。除非奇才造反取而代之，否则不会有好果。岳飞保赵构，最根本的不是利益的冲突，而是生存哲学的冲突。奇才岳飞以山河一统为最大人生抱负，这个抱负超越了他的主子，注定不会被主子包容。庸人赵构只想得过且过，偏安偏得。庸人的理想与奇才的抱负注定产生矛盾，道不同不相为谋。即便那“二圣”归来，从精神实质上也与赵构大同小异，岳飞的窝囊结局早早注定。那是奇才与庸才的人生哲学的矛盾，也是英雄与窝囊废的水火不容！
赵构杀岳飞，看似主和派杀主战派，实则是庸才杀奇才，孱头杀英雄。南宋偏安小朝廷，已经容不下奇才英雄的存在。这是它日后必然灭亡的根本原因。当北宋灭亡之际，赵构已经被金兵赶到海上，宋之不存岌岌可危，但是靠岳飞等中兴四将，赵家终保半壁江山。岳飞四将何许人？那可是宋为数不多的武将人才，没有这几个武将奇才，赵构怎么可能会拥有“宋高宗”的明天？短兵相接，靠文人士大夫行吗？赵构靠岳飞武将人才把金兵赶回长江以北，然后又杀武将奇才换得和谈偏安。岳飞在时，宋与金可以相对峙；岳飞不在，南宋虽趁金志得意满苟延残喘，但最后，当蒙古铁骑袭来，南宋根本无可用之军事奇才。推举捡漏者毁人，而捡漏者本身更误国毁人，赵构庸才杀奇才的毁人游戏，为南宋朝廷贴上了永久的“小”字标。
这里尤耐人寻味的，是赵构与岳飞人生哲学的巨大反差。一个皇帝的抱负竟要比属下战将的抱负渺小很多。赵构因何庸？岳飞因何英？
庸才与英才，首先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同。岳飞从小得教于一个有志气的母亲，岳母刺字，赐的是抱负和本事，一个“才”与加一个“英”是精忠报国的灵魂所在。而赵构从小看的是艺术家父亲的脸色，加上怨妇母亲的愁容。于父于母，都得不到雄才大略高瞻远瞩的丝毫影响，长大后亦为孱头怨夫。
书画之家，难生政治之能。赵构一生唯一闪光点是出使金营时的从容（当然那“气定神闲”的描写不排除他成为“高宗”后、当世史官对他的美化），但是偶尔的一次勇敢却不能带进一生。在烈火的考验中，得到生的希望后，露出的又是一番艺术家父亲的缩影。
岳飞时刻想的是千古留名,而赵构时刻想的是一隅偏安足矣。欲千古留名者雄才大略，百战百胜；欲偏安一隅者鼠目寸光，杯弓蛇影；如此天壤之别的人生理想与抱负，如此泾渭分明的才华对比，岂有戮力同心的君臣一拍即合的基础？！
道不同，不相为谋。岳飞与赵构，完全是两股道上的车，根本不在一个轨上。
当历史的扳道工令他们并轨而行时，只会导致相撞翻车。
赵构那辆车，承载着国家机器，尽管开车者是庸才，但其重量还是孤列岳家军所无法抗衡，故此被撞翻的是岳飞的那辆车。“天理昭昭”长啸过后，“劣胜优汰”的逆淘汰游戏大行其是，再生英才的土壤庶几难存，如画江山再无“满江红”！
3.清代三代领导人都选对了
鸭子爬树与猴子游泳，这样的选择与安排毕现“逆淘汰游戏”。然而，鸭子与猴子都是各有所长的，如果让鸭子去游泳，让猴子去爬树，结果又如何呢？
清朝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把合适的人安排到合适的位置，尤其连续三次选对最高领导人，那么足可以促成一个民族的飞跃。
众所周知，清朝在兴盛之前，只是个处于北方“极寒蛮荒”之地的少数民族部落。
当时，即使在吞并了相对富饶的南满之后，“后金”所有成年男丁不过十万出头，其中满洲男丁只有六万二千多人，满洲兵只有四万一千多人，这就是多尔衮入关时的全部人马数字（据《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真正是“地瘠民少兵寡”；而当时大明的总人口是五千万左右，“抗清兵将二三百万”。然而，交战的结果却是清朝把大明灭个干净——严重超乎想象力的以少胜多。
以少胜多的缘由，众说不一。但我以为，最不可或缺的，则在于领导人的杰出。满洲族历经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连续三位卓越领导人，在他们卓越才华的发挥下，才得以短短四十多年就建立了对全中国的统治。
为什么清朝能够确保三代领导人个个都是人杰呢？是命中注定的结果吗？
审视努尔哈赤之后的皇太极、多尔衮这两代清代最高领导人，竟发现他们并非“命中注定”的接班人。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组织程序”，他们几乎没有机会问鼎最高权力宝座。但是他们不仅问鼎了，且出色地完成了使命。这在中原王朝中，几乎没有这种可能。
为什么在中原汉族王朝，选择一个合格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接班人反倒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呢？
除了僵化执行嫡长制之外，最致命的是根本缺乏一个公开、公平的“选贤”过程。接班人是要么由皇帝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的，要么由当权者越俎代庖指定。“贤能”与否取决于他们的眼光。他们并不是总以“社稷”为重，他们常常只凭个人需要和喜好，决定皇帝接班人。
固定的嫡长继承顺序可能带来一个不合格的君主，而君权不能顺利继承则可能带来动乱乃至战争。在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况下，君主们即把王室的团结、王朝的稳定放在了第一位。中国最杰出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就此做出了概括性的总结：立储一事，最要紧的是要使臣民知晓，“太子之位不可经营而得”。
在稳定的大旗下，命中注定的庸君越聚越多。“皇帝接班人”问题遂成为中原历朝最痛的一件事。如何确保接班人既是“合法继承人”又是个“杰出人物”，几乎成为无解之题。
从封建体制的“合法性”来讲，“立长”是中国历朝“共鸣”的接班人制度，但史实证明，这种接班人制度产生杰出政治家的概率不到一成。
譬如执“立长继承制”最坚决、最彻底的明朝，坚决贯彻“嫡长制”，但收获的大都是苦果。那些嫡长继承人，不是暴君，就是病夫，悉数令人失望。除去在位几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不提，其他十六位皇帝有八位属于“草包恶棍型”，其恶行世所罕见。明朝276年的统治，这八位“草包恶棍”的统治就占了173年，近一大半的时间。尤其糟糕的是，从明武宗朱厚照开始，连续出现六位“昏暴结合之君”，统治中国达百余年直至明亡。
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奇怪。
“嫡长制”保障的是所谓皇位的“合法性”，确保的是封建统治的有序而不乱。即便是弄个稻草人或患者放在那里，也在所不惜。因为那是“命里注定”的。至于那位“命里注定”的君主是不是“婴幼病弱、低能白痴、昏聩糊涂、暴戾狂狷、神经变态”，会不会“荼毒天下，为祸至巨”，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然而，大明最高领导继承人之患，这个无解之题，却被边陲少数民族部落一度化解。
话说回来。清朝出现三代杰出领导人，这要得益于他们的“旗内民主选举”。这是一种“贵族民主选举制”，由八旗贵族内部主要成员推举皇帝继承人。虽然它不是举国普选最高领导人，但比较僵化的封建世袭，还是具有相当的优越性。
它的优越性有二：一是当选者一般是既有实力、又有才能威望的人，能够胜任领导者的工作；二是直接产生最高领导人，略去了太子这个过程，避免了贵族内部的斗争。实践证明，经这种方式产生的两位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皇太极、多尔衮，堪称当时满洲乃至全国最杰出的人物。
从努尔哈赤驾崩，到皇太极暴毙，清朝的最高权力三易其主，但这三次易主均“旗内民主选举”交接。皇太极能力超群，却非国君顺理成章的接班人，他不是大太子，而只不过是候补王储中的一个人选而已。但努尔哈赤一死，旗内一番“民主选举”，皇太极即位，优胜劣汰，自然是一种“进化”的硕果。
等到皇太极暴毙，皇太极虽留有长子豪格，但经过“旗内民主选举”，幼子福临（顺治）胜出。从表面看，这似乎不是优胜劣汰的结果，而似乎是劣胜优汰了。但实际上，通过这场“选举”，骁勇善战的多尔衮亲王成为“不是皇帝的皇帝”，他是“旗内民主选举”最大的赢家，所以终归是优胜劣汰的硕果。
而反观大明国，坚持僵化的“嫡长制”，“帝室富贵，生习骄恣，岂能成贤”！最后，延续出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的崇祯皇帝，“勤快”地埋葬了朱家王朝。
由此不难看出，清朝的最高权力虽三易其主，“淘汰赛”连连，但基本是“旗内民主选举”的正向淘汰，强者胜出，执掌最高政治权柄，所以只能愈争愈强，清朝焉有不兴之理？！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才者居之，庸者止步。不是清朝三代领导人个个杰出，而是“旗内民主选举”把杰出的人推上了皇位！
衡量一国之政治水平，一个重要指标是看最高权力能否高质量地继承。高质量，指最高权力必须移交到能胜任治理国家重任的人手里。清朝一度做到了这一点，行“优胜劣汰”之“正向淘汰”法，故大起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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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淘汰四 让鸭子去爬树
中国古代没有标准的商人，本质上还是地主家的掮客而已。当你成为巨商时，最高统治者——那个大地主唯一的雇主加贼王就会吃掉你。这就是二十四史中所有商才的命运。
——逆淘汰六 一红就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