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出航时,东南亚华侨人数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出现了聚族而居的侨居点。如爪哇岛有一个叫杜板的地方,大约有千户华侨聚居,离此不远的革儿昔(锦石),原是不毛的荒滩,由于中国人的留居,而成为千户人家的“新村”,“各处番人多到此买卖”。在苏门答腊岛的渤淋邦(今巨港),居住着许多闽粤籍华侨,且皈依了伊斯兰教。对上述侨情,在郑和的一些随员所作的文字记录中有相当详细的反映。这些华侨在国外侨居了很长的时间,由于明朝初年就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禁绝百姓出国和从事海外贸易,迫使华侨有国不敢回,怕回去后被惩处。后来,海禁政策有所松弛,皇帝敕令“大赦”华侨,招引他们“还乡复业”、“永为良民”。但海禁政策毕竟已经实行了几十年,不少人已在侨居地立足,且对“海禁”仍有余悸,因而愿意回国的不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侨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有一定政治经济实力和影响的社会上层人物。郑和一行在接触华侨社会的时候,也曾和这类人物打过交道,陈祖义和施进卿就是其中的代表。
陈祖义是广东人,全家逃到苏门答腊岛南部旧港(巨港),纠集海盗自封为首领,为人豪横霸道,专事劫掠过往商人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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