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些人认为，“病因”主要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变了”。实际情况“并不是美国变弱了，而是其他许多实体变强了”；“与其说是美国的衰落，不如说是印度、中国、海湾国家以及其他重要力量的兴起”，这些国家的兴起，正在改变着国际力量对比。美国现行的错误政策，只不过是我们时代变迁的一种“催化剂”而已；布什总统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只是进一步“加速了美国影响力的衰落”。
由于对美国“病因”诊断不同，“药方”当然也很不一样。
(1)以罗伯特·卡根为代表的美国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认为，“民主政府和专制政府之间的全球竞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特点”，世界将再次被一场大规模的两极意识形态斗争所撕裂。鉴于中国和俄罗斯是这个“专制制度”体系的旗手，美国应未雨绸缪，筹组“民主国家同盟”来对付它们。
(2)以美国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认为，当前有“五大战略威胁”正在逼近美国，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其次是俄罗斯和伊斯兰“狂热势力”，以及“失败国家”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图谋等。美国必须把挫败这些威胁作为国际战略和政策的出发点。
(3)以《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和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他自称是经过反思从“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阵营“变节”出来的)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现在世道变了，“全球化所释放的力量正在形成一个使美国受到更多制约的世界”，“多极化体系已经出现，这正是主宰今天这个世界的现实”。美国“须有自知之明”，“最好是学着如何顺势而为，别总以为它可以阻挡潮流”。他们还认为，今天的新兴强国(主要指中国和印度)都相对温和，同历史上帝国的崛起不一样；俄罗斯也和“历史上的侵略者”没法比；伊斯兰狂热分子只是13亿穆斯林的极小部分，成不了气候。美国不应用冷战思维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夸大它们的威胁。美国“需要更有想象力的多边主义”，并让这些新兴大国成为国际规则中“利益攸关”的合作者。
(4)还有一个“巧实力战略”处方。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声称，“能通过对外战略转型，帮助美国摆脱当前困境、重振全球领导地位”。这个报告的牵头人一个是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一个是前国防部副部长约瑟夫·奈，是跨党派的。他们提出，美国应该采取一种“更聪明的战略”，从“硬实力”阶段、“软实力”时期进化到“巧实力”以取胜，从而“提高美国国际行动的合法性，巩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这个药方强调要处理好几对矛盾，特别是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平衡、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平衡。目的是“修正目前走偏了的外交政策路线”，摆脱顾此失彼的被动局面，重振美国的霸主地位。这个药方给的一个“药引”是：美国要表现得“更加宽容”，要投资世界的善事，要提供他国人民和政府需要、“但没有美国的领导就无法得到的东西”。一句话，就是奉劝美国要做一个“仁慈的霸主”。
很显然，上述前两付药方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如果美国政府采用，无异于饮鸩止渴，既会破坏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给人类带来更多和更大的灾难，也将加速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后面的两付药方，都有些可取之处，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有利于缓和国际局势，也有利于改进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但遗憾的是，这两个药方都念念不忘维护美国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好像这个地球没有美国领导就不能转了，天卞就要大乱了。因此，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现在奥巴马总统所谓的“外交新政”，目前看来，同后面这两个药方是比较一致的。
那么，当前的“美国病”究竟应该如何诊治呢？
杜鲁门总统早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就公开告诫说，今后，不论美国多么强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为所欲为。杰斐逊总统也有遗训告诫说，不要试图将美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盲目地卷入海外事务。他强调“战争是要努力避免的最大邪恶”，它“既是对受害者的惩罚，也是对惩罚者的惩罚”。当年“冷战”的始作俑者、美国外交元老乔治·凯南生前也曾以切身的体会奉劝美国政府，“最好把对领导世界的可能性的梦想和愿望缩小一点”，“这个星球绝不会由任何一个单独的政治中心来统治”，“不论美元还是刺刀都不能保证成功”。
“温故而知新”，如果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团队能重温一下美国先贤的这些遗训，他们兴许能找到更好的药方：
首先，必须看清，我们时代的变迁是客观事实，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奥巴马可能重整美国雄风，但他改变不了时代的变迁。近20年来，发展中国家大面积的兴起正在改变着国际力量对比。它们不是要求重新瓜分势力范围，而是要求公平、公正和平等的伙伴关系，要求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
其次，必须放弃“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这一不切实际的图谋，以及与之相伴的所谓“普世价值观”，同时坚决摒弃“冷战思维”这一味毒药，尊重发展模式多样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采取“合作共赢”和“平等相待”的方针。
展开
——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 刘东
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什么时候韬光养晦，什么时候发力奋起，那是政治家的判断力，而在其背后支撑他的，则是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问题是：我们有如此担当的政治家吗？中国是否实现了作为现代民族之化育的政治成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教授 高全喜
不能空谈正确的东西，许多听上去正确的东西，实际上行不通。比如全球资源就这么多，几千年来中国人用很低的成本养活了这么多人，按说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但西方崛起的模式是把全世界资源都采完用尽，中国怎么办？学西方，一块完，不学，自己完。这就是今天的悖论：别人都虎狼式发展，中国能洁身自好吗？
——解放军空军少将 空军指挥学院战略教授 乔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