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减政策实施后，产生了一些预期效果。甚至在这些政策实行之前，无故的旷工已经开始下降，这要充分归因于失业上升的压力。工伤和疾病赔偿保险项目的改革确实导致了这两个项目赤字的终结。然而，失业保险项目仍然还牢牢地陷在赤字中。<br> 这一系列事件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近来，瑞典福利国家的经济衰退就是由于失业上升，还有，人们总是相信失业不会退回到从前的水平。有关正是政府津贴计划本身使得瑞典工业缺乏竞争4力这样的主张难以站住脚，特别是克朗浮动使瑞典工资成本一年内减少1／4之后。然而，高失业和由此带来的对各种政府津贴计划进行削减的压力依然存在。<br> 这些正是我们要将注意力转向瑞典模式问题的起因。正如庞特森（Pontusson，1992）所指出的，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这些许多问题是发达工业经济的结构性变迁的产物。然而，政策失误与这些结构性变迁相互作用，导致危机产生，重要的是，必须把政策失误与结构性变迁这两方面区分开来，对瑞典福利国家作出某些评估。我将首先从结构性制约的变化开始谈起加。<br> 瑞典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并行发展的状况，逐渐损害了旧有的分配战略。由于贸易量稳步提升、跨国公司增多，还有财务往来大量增加，世界经济日益国际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坍塌，终结了固定而灵活的汇率体制。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PEC）的出现，结束了一直支撑战后经济增长的能源成本的长期下降。在1973年后的时代，国际利率明显增高，部分原因是由于发达的工业世界的政府试图以透支战胜衰退而直接引起。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和放松管制使得各国政府难以偏离国际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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