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将满腔怒火付诸行动，以此作为使他们的要求受到重视的渠道。
第三，对国家作用的态度不同。不是减少国家的作用，而是希望国家在协调全球化的各种力量上付出努力。对此，70％的法国人满心期待国家和政府能够在治理经济上有所作为；60％的法国人希望能有更多好的规则并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丛林法则和强权（根据2000年8月Les Enjeux杂志和《回声报》所做的民意调查）。这个看法将城市变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抵抗场所。地方政策和“惠及各阶层的福利”都致力于减少房地产市场的隔离和歧视措施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社会凝聚力的提升依赖严格的政策，因此如果开发商的规划里最初没有设计公共交通，市长就不会批准在他的市里建设这个“月神公园”项目。
共同的经历影响着对未来的设想。虽然曾经有过的融合与共济时期是那么短暂，但它代表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渴望和在一个较为匀质的城市里共同生活的意愿，尽管差别总是免不了的。但是不要搞错：这种共同生活并不是纽约的“商业促进区”模式所勾画的，而是像法国政府那样小心翼翼所维护的。仔细观察一下法国警察在重大庆典活动时的部署，不难看出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国家认为但凡在特殊场合、体育比赛和节日期间，城市中出现骚乱的可能性都是不能被接受的风险。因此在公共场所布满警察。不过政府在大型公众聚会上表现出的高度专业性还涉及一个更普遍意义的问题。如果仅仅把“宝”押在依赖监控器材的人的反应上，我们不是还在继续信任他们对市民的反应吗？人们会不会不再想去搞懂复杂的环境和他们要对付的那些特殊人士的怪异性格呢？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