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
　　1978年从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
　　1989年5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访问学习。1991年秋进入UCLA，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春季起，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并应邀为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长江商学院开设课程。
　　作者的研究兴趣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制度变迁理论，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

　　《中国做对了什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2009年的最新文集，其中收录了包括作者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做对了什么”在内的25篇文章，内容涉及产权结构、金融市场、商品市场、区域协调等多个领域，既有对30年改革历程的回顾与总结，也有对当前热点问题的分析和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和前景的展望。

　　重新界定产权之路
　　改革开放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场伟大的变革，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历过很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回顾起来，有两个事件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经验准备。
　　第一个事件非常不幸，就是1959-1961年间中国发生的饥荒，使较大规模人口在和平年代里非正常死亡。其中最早报告到北京的是河南“信阳事件”，这个地区当时人口850万，根据时任行署专员的张树藩回忆，非正常死亡人口当在百万以上。这当然极其严重，引起国务院和中央的强烈反应。有记录说，就在决策层讨论信阳事件之后，周恩来总理受中央委托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其中有一条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允许农民保留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里，给农民私人权利划下的第一道政策界线。当时没有讲新政策执行的时间多长，也没有讲这是什么性质的权利安排，因为根本来不及。差不多同时，大饥荒还逼出了波及全国多个省区大面积的包产到户。回头看，60年代初的自留地和包产到户，为十几年后中国农村的改革准备了经验。

纪念中国改革30年
重新界定产权之路
中国做对了什么？——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
改革30年感言
公司理论与中国改革
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通货与通胀
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与价格管制：谨防一错再错
货币、制度成本与中国经济增长
币值稳定是第一民生
货币的教训——美国次贷危机的思想影响
货币不能松
还算“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吗？
货币似蜜，最后还是水

转型的困难
让相对价格发挥更大的作用
向内需转型的困难
体制政策要靠前
未来的瓶颈

新形势，新挑战
未来中国经济的挑战与走势
经济新形势下的新起点
以规则的确定应对结果的不确定
为什么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打通城乡土地市场
城乡兼顾是一篇大文章
试办“土地交易所”的构想——对成都重庆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一个建议
改革土地制度，促进城乡协调
成都经验的启示——在成都统筹城乡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